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由于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农民的要求；人民公社成立后发挥了远远超过合作社所能起的作用；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民充分参与了人民政权的民主管理；中国农民正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塑造自己的新生活。
　　【本刊讯】南非《新世纪》周刊８月１０日刊登了希尔达·伯恩斯坦夫人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人民公社是什么？》，摘要如下：
　　美国已故的福斯特杜勒斯说过，人类只有两种办法来改变他们的物质环境：不是通过“强迫”的办法
　　——他说这是中国的办法
　　——就是通过“同意”的办法——他断言这是西方的办法。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还有第三种办法，它比“同意”和“强迫”的办法要强大得多，以至于使“同意”这个字在中国成为一个逊色和被动的名词。这就是伟大人民主动性这种办法。
　　让我们都成为现实主义者，并理解有关中国人民公社最重要和特别惊人的事实：人民公社的建立不是出于共产党或者北京高级官员作出的某些决定，而是诞生于千百万农民的实践需要以及农民自己主动要求改善他们的耕作、他们的生产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它们是什么？
　　公社到底是什么？中国人说公社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同时是国家政权的基层单位”。
　　公社是各个合作社合并起来的。
　　当１９５８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五亿农民中大多数都组织到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中去了，平均每个社有一百六十户。到１９５８年年底这些合作社合并成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控制水灾
　　对外国来说，下面这件事是无法相信的：合作社开始感到缺乏劳动力。需要而且开始做了那么多的新事情。人们普遍感到最大的需要是发展灌溉计划来“永远地征服水灾和旱灾”。
　　所要求的治水规模超出大多数合作社的能力。的确，国家修建了巨大的工程，例如著名的治黄工程。广大的地方得到这些工程的灌溉，广大的土地免遭不断发生的水灾的威胁。但是，需要比这些还要大。森林
　　还存在造林的问题。山区的合作社拥有很多的土地和少的人，在平原，情况正好相反。关于牧畜，情况也一样，山区牧畜比较少，而牧场相对地较多，在平原缺少饲料。很多合作社生产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但是他们的土地并一定适合于生产所有这些作物。此外，他们需要资金购买大农具，例如拖拉机。所以人们开始谈论大社——这就是大合作社。
　　在１９５８年秋天，全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开始合并成为这些较大的单位，修建较大的水库、水坝、运河，集中抽水机和劳动力。机器不多
　　通过这种活动，另外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得到了灌溉。土地水蚀被制止了，树木也种起来了。中国的经验推翻了这种理论：农业只有依靠机械化才能发展，因为没有大规模地使用化学肥料和大机器农业就不能前进。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新的扩大了的合作社——人民公社——立刻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那些老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在统一的领导下，工业、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商业、教育和军事都紧密地进行配合，并且开始大规模地扩大社会福利和文化事业。在乡村地区很快地涌现了成万的小工厂。
　　【本刊讯】南非《新世纪》８月１７日刊登了伯恩斯坦夫人介绍我国人民公社的第二篇文章，摘要如下：
　　公社一建立就立即开始扩大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他们把当地的卫生所发展成为设有正规医院的医疗网。到处都开办了新学校，吸收儿童以及以前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成年人进去念书。在一年之内，公社经营的工业占国家产量的１０％。管理公社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是西方报纸所忽视的是管理它们地区的一切经济和政府事务。它们对国家负责，但是，没有国家官员管理他们，这就是说，它们不是由国家官员统治的。
　　请观察一下创造这种新型组织的胆量和特色并考虑一下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在他们的生活中以及在民主管理他们的未来方面有过这么大的发言权。几年前还从来没有在选举中投过票以及不知道政府概念是什么的人民，现在却在控制着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未来
　　我已经看到了中国，这不是梦。城镇和城市，公路和山边已经种满了小树，并且种植了花草来美化城市。我和他们谈过话的一些公社领导人都是充满信心、自信力强和愉快的，我所遇到的人都充满着热情，在不久前都是文盲的男人和妇女们以及为贫穷所困和“笨拙的”农民——现在则在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了。
　　这和反动记者——大多数是美国记者，他们政府执行的禁令甚至不让他们亲自去中国看看——所描绘的一个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国家的情况相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