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共产党强调行动比政治表演更重要，大规模游行活动很少举行，礼节性的场面也减少了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六月八日文章】（记者：奈杰尔·韦德）题：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原编者按：在当今的中国，正在大力提倡农民富裕起来；基督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又可以做礼拜了；橱窗里摆出了彩色电视机。但是，过去曾经进行压制的阴暗的中国还有多少残余呢？奈杰尔·韦德专门写了一篇报道。韦德在北京驻了四年后回国。他现在任《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 

　　在我四年前抵达北京时，北京只有四十名外国记者；而在我于几周前离开时，已经有了八十名外国记者。一九七六年，北京饭店几乎是空空的，没有什么人住，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可是，中国后来发生的变化使全世界都感到引人入胜——自由市场、黑市、外国电影和外国服饰打扮。当你知道狂热分子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该是何等令人欣慰。 

　　中国正在大力提倡农民富裕起来，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已经正式为过去的地主和资本家摘掉了帽子。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从未听说过可口可乐或《时代》杂志，官方规定只有外国客人才能购买这些东西。 

　　大多数外宾从来看不到乞丐在餐馆附近乞食的情景，被彬彬有礼的导游迷住了的游客完全遵从预先安排好的旅行计划，而不知道现在中国人和常驻中国的外国人之间要进行非正式接触比一年以前困难多了。 

　　象“反帝路”和“反修路”这样的地名已经改回到狂热的六十年代以前的名字，一些写着毛主席语录的标语牌已经拆除或者是把语录刷掉了。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又可以作礼拜了，尽管一切宗教活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按照现在流行的看法，人们认为中国人终于朝着一个明智的方向前进：他们对俄国人的看法一直是正确的，因此，西方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 

　　四年的时间不能判断出这些变化的深刻程度，但是，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生活变化的一些总的情况。 

　　我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到北京的，当时，毛已病危。尽管政治的和社会的形势发展接连不断地出现，但是，仍然有这样一些时候：北京的单调乏味看来十分闷人，以至有必要想方设法，摆脱呆在屋子里只靠电话联系的境况。除了在去年的“民主运动”期间以外，记者几乎没有机会去中国人的家里采访。直至前不久，还不允许外国记者直接去中国各政府部门。要询问什么事情都必须通过外交部“新闻司”，有时，外交部“新闻司”的唯一答复是：“我把你的问题记下来。”

　　在北京，甚至最简单的事情，譬如到北京饭店问件事往往都很困难。几乎无法向住在那里的任何人打电话，除非你知道房间号码。要找人往往必须亲自到饭店服务台请求查找，在那里有三、四个男青年翻着一大叠登记卡慢吞吞地查找。这比起先前来已算是有改进了，过去，他们把一叠登记卡交给你，叫你自己去查找。有一次，我去那里找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一个个说出姓名要求找几位代表团团员。服务员马马虎虎地翻了一下登记卡，就给了一个意料中的答复：他们不住在饭店里。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在前一天晚上到的。这位服务员又敷衍塞责地查了一下，再一次说，查不出他们住在这个饭店里，然后又建议我去饭厅找找看。在这些上下两院的议员开始从电梯里走出来过门厅时，我气呼呼地嘟嚷说：“刚才你不是说他们不住在这里吗？”

　　这种使人沮丧的事情在中国各地都是平常的事情。工人们知道不能把他们解雇，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工作努力些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北京饭店的收费却象香港豪华的饭店一样高，吃饭和打电话要求必须付现款，而且总是从那些倒霉的外国人那里捞一把。我总忘不了邓肯·桑兹勋爵大步走过门厅哀叹的情景：他绝望地挥起双臂大声呼喊：“这个饭店杂乱无章！我想见经理，但是他不愿见我。我告诉你这个饭店简直杂乱无章！”

　　外国人能够同中国人接触的程度甚至还不如在莫斯科，他们被迫例行地去参加外交宴会和招待会这一类使人窒息的活动。化装舞会特别少。 

　　毛之后的时代已使中国普通百姓重新得到了一些快乐，并使他们免除了参加象使人厌烦的政治“学习班”和强制性的群众示威游行这样的许多活动。 

　　现在，共产党强调行动比政治表演更重要，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很少举行了。礼节性的场面也减少了。外国要人再也不会在北京机场受到一群群头戴花环，有节奏的欢呼的姑娘们的欢迎了。现在也不要求外交官们聚集到机场参加正式的外国要人的迎送仪式了。 

　　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底为止，每一次重要访问的开始与结束都要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各国的外交官和记者在人民大会堂聚集每星期多达四次。 

　　由于中国敦促其人民集中精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庆祝全国性节日所组织的庆祝活动的规模缩小了。过去，每逢国庆节和中国的新年，都举行正式庆祝活动，并在北京各公园里举行华丽的文艺表演。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许多变化之后，那个时代现在似乎几乎变得陌生了。如果认为中国是在突然模仿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就错了。 

　　一些较大的城市现在出售数量有限的进口电器日用品，特别是电视机和电算机，但是这些东西的价格很高，只有全家都积蓄才能买得起。尽管如此，这些货物仍销售得很快。 

　　中国仍然在小心谨慎地拿主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它究竟能允许向西方影响和西方商品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政府现在允许外国做广告和在商店的橱窗里展出日本最新的家用设备（现时商店里还买不到这些东西），这是在向人民许下危险的诺言，因为即使人民买得起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因为缺乏电而不能使用这些机器。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点的人，对他们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灰心丧气。 

　　比较活跃的使馆在各方面都与中国人保持着官方和半官方的联系，但是，想自由地私下与个人接触的希望破灭了。中国官员对比较不易驾驭的年轻人中出现的对西方音乐、时装和发型的狂热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