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问题在国内是个研究热点，但学者在研究中国民主时，往往下意识地将西方作为民主的完美样板，有时甚至不自觉地将自己划到非民主的一面去。我们要从“民主-非民主”、“民主西方与专制非西方”的简单式二元对立思维中解脱出来，真正在本国国情基础上，思考自己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
一、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的困境
长期以来，民主理论研究的重心，一直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作为研究对象，似乎民主转型只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事，发达国家就不存在民主转型问题。而现实中，西方的民主制度却存在着退化的迹象，选票政治、极化政治、金钱政治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西方民主深陷制度困境。
1、被选票绑架
西方民主政治实际上是选举政治。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往往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竞相向选民作出不切实际却能讨好选民的承诺。在选票至上的原则主导下，政府被选票绑架，受制于短期民意和舆论，很难推出触动选民既得利益的改革举措。短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痼疾，“短期效应凌驾于一切之上，催生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市场、政治和媒体无一例外”。
如今，西方国家之所以陷入财政危机，表面上看是福利社会的运行模式不堪重负，难以为继；深层分析则是过度依赖和迎合“民意”使政府在追求和维护国家整体及长远利益方面难施拳脚。具体而言，政治领袖和政党为了获得权力而相互抬价，而利益集团又以毫不妥协和难以相容的种种要求围剿政府。正如有分析指出，在目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要上台，就要尽量得到更多选票，于是，一方面，他们要争得雇主和资本家的支持，许诺一旦上台就会为他们减税，而减税就等于减少政府收入；另一方面，他们又要许诺为低收入家庭推出社保、医保等高福利措施，而高福利就等于增加政府开支，以致走上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陷入了低财政收入、高财政支出的“两难选择和两头讨好”的政策困境之中，明明是寅吃卯粮、债台高筑，但是在改革可能导致政府下台的压力下，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久拖不决。
2、空谈误国
西方民主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这种模式下产生了一大批能说会道但不能干的政客。四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他承诺削减国债，但国债却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16万亿美元。
2011年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发表了《千人集团宣言》，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说到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我们显然仍满足于19世纪30年代的程序。我们为什么必须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着的有机体，民主的形式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成长。”弗朗西斯·福山也就民主政治体制“效率低下”提出反思：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福山提醒说，不能忽视的是，我们“成立政府也是为了发挥作用和作出决断”。
“空谈误国”导致西方民主品质的严重滑坡，其大背景是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表演、拼空谈，政客所做的承诺很少兑现，多数选民对此也无可奈何，结果是国家治理品质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剧下降。 3、有钱人的游戏
西方模式下的“游戏民主”只是有钱人才有资格参与的。西方民主从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日益演变成了“钱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美国标榜“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仅限于政治领域，本质上这些权力还是被资本力量所驾驭。美国总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比赛奢华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不断创造新的纪录。
“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了美国政治的理性，侵蚀着公众的长远利益。一方面，金钱政治对大选结果产生着关键性的扭曲影响，随着科技传播技术的发展，只有通过大量广告宣传与造势的候选人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民关注和支持，而这恰恰需要金钱的投入，而选民几乎没有机会作出理性的判断。另一方面，金钱政治导致在内政外交决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换，对于捐款选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某个政党的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就会立即回报他的金主恩人，也就是说当选的候选人不仅要依照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来制定内外政策，还要尽可能地符合寡头经济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甚至在精英政治倾向的影响下，候选人对后者的关注还要远远多于前者。这些都严重损害着选举的品质与效果，给政府运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二、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后果
近年来，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指出，民主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且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只有内生型的民主才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往往“水土不服”。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移植西式民主，带来的不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而是政党林立、政局动荡和社会分裂，既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贫富分化问题，大量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也往往因政治纷争被放在一边。这样的民主并不能给人民带来福祉，因此被称为“劣质民主”或“民主陷阱”。放眼世界，印度、菲律宾等国引进西方民主始终未能摆脱低识字率、高腐败率、两极分化、裙带关系、宗教纷争、低效的政府、黑势力猖獗等问题。这充分说明，民主政体决不可以照搬移植，它要建立在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条件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水土不服，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
况且，实际上美国输出民主就是在输出选举，而且选举必须是西方式的多党竞争选举。按照这个标准，美国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独裁专制国家”。只要搞了西式选举，即使国家治理败象丛生，甚至还停留在部族割据的原始落后状态，也成了“民主国家”；如果不搞西式选举，即便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也还是“独裁专制国家”。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照搬西式民主，结果陷入经济衰退、政局混乱、内外交困的境地，戈尔巴乔夫却因此获得西方颁发的“和平奖”，叶利钦也得到了西方舆论的一片赞誉；普京胜选主政后，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寡头和分裂势力，强硬维护国家利益，让俄罗斯人看到国家重新强大的希望，却招来西方对他“民主倒退”、“专制独裁”的大肆批评和攻击。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民主制度输出。比如，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制度输出是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则以“颜色革命”的方式推动的。但伊拉克非但没能成为中东地区民主模范，反倒在恐怖主义和动荡不安中越陷越深。而那些受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助推的“颜色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则是社会混乱和经济倒退，“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国家债务缠身，甚至面临破产，同样的问题也严重困扰着其他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度。
民主输出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究其深层缘由，就在于它违背了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规律。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是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本质上是无法在异国他乡“复制”的。况且，西方国家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和弊端表明其民主模式存在明显缺陷，如果硬将西方国家带有“先天不足”的民主模式输送到情况大不相同的发展中国家，就必然给后者造成致命性破坏，从而引发不该出现的动荡和倒退。
三、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
民主的实现有赖于适合的制度保障，有赖于正确的路径选择。翻阅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政治发展道路正确与否，不仅关乎民主进步，更关乎国家兴亡。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意志和本国国情。民主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化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超历史的、永恒的、普世的民主。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资产阶级创造了适应人类历史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在资本主义上升期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然而，资产阶级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以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前提的民主，是以保护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利益为条件的民主，因而具有局限性、有限性、反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以表面的全民性作为伪装，掩盖其对多数人实行统治、压迫的阶级实质。
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广泛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制度，是科学的民主。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运行、执政党的政治运作必然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运行。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有机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我们党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过程中，不断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化、系统化、制度化、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完善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是科学的，还因为它具有牢固的经济基础、坚实的组织基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自身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满足了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要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明显的制度优势。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国家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国家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我国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秉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确定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理念，并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能够集中全党全社会的资源、力量和智慧用于建设和发展，将内部纷争减少到最低程度，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长期实施。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优势，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加快走出民主政治研究的误区，从有关西式民主的无谓争路中挣脱出来，用力将民主研究拉回到与国家建设主题更为相关的“治国理政”这个政治学古典话题上，进而扩大我们的理论在世界上的说服力。中国的民主政治今天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深信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为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