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都农村社会为例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之一，它深刻地影响着政党的生存发展，决定着政党活动的成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武装革命中充分地发挥了政党的功能，与人民结成了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成为中国革命的社会政治中坚和领导力量。但是，执政后由于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未能及时转变，执政党在国家、政党、社会的宏观结构中发生位置偏移，因此党摆脱不了“脱离群众的危险”这一阴影，党与社会的关系产生内在的紧张，并进而削弱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中的一大难题。成都市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创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径。
　　执政条件下政党与社会关系内在紧张的初步分析执政后，党能不能与人民群众继续保持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党能不能始终坚持她的根本宗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如果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不科学，就可能影响党的执政效能，并进而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
　　在民主的政治结构中，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一方面，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民众通过政党去控制国家权力，实现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政党与社会连接，与社会实现互动。政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一位置，使得政党对国家和社会都发生影响，成为民主政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机制。“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1]“领导”是指政党对社会的影响与引导，政党通过自身的政治感染力和号召力来动员、组织社会力量与政党一起团结奋斗，实现政党的目标。而“执政”是指政党通过民主竞争选举的法定途径，受社会委托进入国家政权系统运作国家权力，以更好地代表、实现和保障社会利益。“领导”要求政党通过各种非权力强制的方式始终与社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的信任、认同和支持。“执政”则要求政党在掌控国家权力后，必须在宪法和法治范围内依法运作国家权力，使国家各职能部门能够充分履行自身职责，为社会提供必需而充分的公共产品。总之，从学理角度看，党的“领导”是属于社会政治范畴的概念，党“执政”则属于国家法治范畴的概念。
　　由于对现代民主政治认识的不足，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影响，我们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能正确区分执政与领导的不同，造成领导与执政的错位和混淆。于是，一方面在国家政权系统运转中，党以“领导”来代替“执政”，忽视国家政权系统中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不同职能和实现有序运转的各自要求，把国家政权系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指令的工具，甚至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组织直接代行国家职能。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中，不仅是社会的一切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而且我们又将“执政掌权”看作是体现党的领导，党组织实际掌握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源，全面运用权力意志来指挥甚至命令群众。这样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使党在民主政治结构中偏离了政党的本原位置，在执政党与社会之间形成了强执政党、弱社会的关系。
　　这种关系造成了政党功能的扭曲，进而产生党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一些地方党组织主要以上级指示精神和领导干部的意志作决策，决策背离地方实际和民众意愿，甚至搞腐败决策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地方延续过去的上级任免方式，造成干部任用脱离民意，民众满意信任的干部不一定走到领导岗位上，群众对不满意不信任的干部也无力罢免撤换，甚至用人风气的败坏直接导致民怨。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党在社会民众中的政治权威下降，农民群众对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宣传动员反应冷漠甚至怀疑拒斥。如果说，这种紧张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当时的政治高压所遮蔽的话，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快速生长的条件下，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群众民主政治意识的逐步增强，这种内在紧张在基层社会就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