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科学化”问题的解决
“中医科学化”问题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53年3月27日，中央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针对卫生部门“摊子摆的太多”、“领导不集中”、“医疗事故多”、“浪费严重”等所谓“官僚主义”问题给当时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写了一份工作报告。该报告形成之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大张旗鼓地进行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报告后立即将其批示给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等，并请杨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等。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毛泽东责成习仲勋、胡乔木“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付诸实行。［26］
卫生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迅速开展了对自身工作的反省与检查。4月14日，卫生部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5月27日，卫生部党委在给军委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具体环境和思想根源，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对卫生部的领导工作也进行了三个月的检查，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报告。［27］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卫生工作时作了重要谈话，指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现在西医少，广大人民，尤其农民，依靠中医治病。因此，必须对中医做好团结争取的工作……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中西医一定要团结，西医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28］1954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提出，要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的力量，并要求各大区、省（市）立即召开中医代表会议，听取其意见，改进中医工作。7月，毛泽东再次对中医问题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我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28］（p.44）7月9日，刘少奇召集卫生部司局长等座谈中医问题，并严厉批评有关人员“看不起中医，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29］7月30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有关中医问题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对待中医问题的观点。［29］（p.445）9月2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有几十万中医散步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各级卫生部门应当认真地团结、教育和使用他们，并且同他们合作来把中国医药中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整理和发扬。”［30］
根据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有关思想，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文章通过反思此前“中医科学化”走向“西医化”的误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31］接着，卫生部开始组织中医政策学习，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卫生干部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1954年10月以后，华东区和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西康省、陕西省等先后召开中医代表会议或座谈会，着重讨论组织和发挥中医力量、整理中医学术及中医进修问题。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了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是祖国遗产中的重要部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疾病治疗是掌握在中医手里，加强中医工作是一个关系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问题。［32］1954年以后，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了成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认识的转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医问题的意见以及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疗效，有力地推动了中医政策的贯彻与执行。1954年7月，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了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中医科学化”过程中“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进行了检查，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195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中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象。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1955年1月10日，中华医学会指示各地分会吸收中医入会；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制度也明确了请中医看病吃药应予报销的规定；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医研究班宣布成立。1956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卫生厅局长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成都各建一所中医大学。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12月13日，卫生部又宣布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医师、中医师、牙医师、药师考试暂行办法》，开始大力开展和推进中医工作。这就从政策实践上为中医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中医进修和中医政策的纠正，不仅使“中医科学化”问题逐步得以解决，而且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逐步形成了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科学化”问题是新中国医学教育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其间虽然“中医科学化”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但不可否定的是，因“中医科学化”而起的中医进修及其相关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切实提高了新中国中医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为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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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31］《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
［32］《中华医学会总会发出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