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有些论者之所以否定新中国头30年，是因为在头30年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教训，您是如何看待这些错误和教训的?

朱佳木：新中国头30年发生的失误和错误，给我们国家造成过不同程度的损失，有的损失甚至是巨大的。我们说新中国60年是光辉的整体，当然不等于说那些错误也是光辉的。但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那30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光辉6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新中国60年的历史就会被肢解，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前30年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辉煌的成就。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3]（p167)江泽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5](P611)胡锦涛也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6]他们的论述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的基本方面，是我们全面评价那段历史的主要依据。只要把那段历史中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上述基本面放在一起比较，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看得很清楚。

分析历史问题的关键，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看新中国头30年的问题，也只有放在当时的条件下，才能分清哪些做法是失误，哪些做法是今天不再适宜而当时必须的；哪些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哪些失误是当时难以避免的。例如，头30年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起旧中国有明显提高，但相对后30年来说提高得不快，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变化也不够大。这与当时搞建设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思想有关，也与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安排上缺少经验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和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为较快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抓住了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一五”计划建设的历史机遇，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从而相应实行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最大限度地集中用于工业化建设。这就决定了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和限制农民自由进城，不得不维持适当比例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而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消费品的生产供应和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一个人口众多的落后农业国里，用较短时间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拥有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水平和现代国防力量，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那时人民生活的某些困难，从根本上说是为工业化打基础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前人为国家长远发展而作出的宝贵牺牲。至于“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不过是使生活困难的程度更为加重、时间更为延长罢了。当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人民生活水平加以对比时，一方面应当实事求是地总结前30年工作中的教训，另一方面，应当抱着对前人为后人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崇敬和感激之情，而不应当轻薄为文、讽刺挖苦。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应当把犯错误与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例如，“文化大革命”长达l0年时间，但在那10年里，除了搞“文化大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历史决议》中说：那个时期，“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2](P816-817）因此，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划等号，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而否认那一时期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是对客观实际的肆意歪曲。

分析新中国头30年的错误，还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例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出发点是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他采取的理论和方法、依靠的力量和打击的对象，都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发生这样的错误，与他个人专断的作风有关，个人专断又与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有关。但个人专断作风、专制主义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我们能因此就说今天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吗?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而妄言改革开放前30年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严重混淆工作作风与社会性质的区别，是对那段历史的恶意诽谤。

总之，新中国头30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取得的成绩还是第一位的；犯错误的原因虽然有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受客观物质基础薄弱和经验不足的限制。我们过去批判过“四人帮”从“左”的方面对新中国头l7年的否定，今天同样要抵制从右的方面对新中国头30年的否定。因为，否定了那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无源之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灵魂就会被抽去。新中国头30年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没有改革开放后那么显著，但这绝不表明那段历史对于后30年来说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看不到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的牢固基础，就难以弄明白，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与国际经济接轨，为什么唯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产生如此神奇的发展速度，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显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