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务院务虚会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会议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主题和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主要观点，被后来几次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和明确。在国务院务虚会还未结束的9月6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1月3日结束。这次会议侧重于改革问题，也是对务虚会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安排1979年、1980年计划时，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7］　

　　会议特别提出，“必须多方面的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大经济的需要。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变那些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讲经济责任的老框框、老办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的前列，依靠广大群众，大胆而又细致地去领导这些变革。”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还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并分别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办法少，用行政办法多，既存在着分散和无政府现象，也存在着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大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统一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因地制宜，适当照顾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利于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大家对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劳动工资、商业、物价、外贸等九个方面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对计划管理体制，大家一致主张“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实行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的任务是，研究和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制定统一计划。省市一级的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一级的计划。”如对工业管理体制，大家认为，“企业不论由哪一级管，都要改变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的现状，打破行业地区界限，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司，按照经济办法进行管理。” ①

　　全国计划会议与国务院务虚会一脉相承的内容，明确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　

　　第二，会议便于人们畅所欲言的形式，直接为后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仿效　

　　1978年末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曾对改革开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是这次会议直接引发了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组织力量，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便统一全党的意志，集中全力进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剑英借鉴国务院务虚会会议形式后提议召开的。1978年秋天，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于9月写成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送给中共中央常委。这篇文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高层和理论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反响。叶剑英在9月下旬的中央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于是，就有了形式上类似于国务院务虚会的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第三，会议中的求成过急思想及其影响导致了新“八字”方针的出台　

　　国务院务虚会是在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好的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大多数与会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趋势，对当时那种低基础低水平上的带有恢复性质的经济增长认识不足，对经济增长中存在许多妨碍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因素轻视或忽视，从而简单地认为，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能的，认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形成。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国务院务虚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求成过急倾向。例如，会议总结报告就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总结报告还提出:八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求成过急的指导思想，使这次务虚会对各项经济指标的要求又在1975年制订的《十年规划纲要》基础上加了码。在李先念作完总结报告的第二天，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332亿元，1～8月已陆续追加了35亿元。到年底，全年实际投资完成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433个增加到1723个，战线又拉长了。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会议的意见又讨论多次，加快了引进的谈判步伐，到年底，共签订78亿美元的协议，重大项目有22项，其中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了31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

　　这些基本上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项目的上马，使国民经济本来就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引进过多，与国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使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不平衡。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局面:农业的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需要，甚至难于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轻纺工业的许多重要产品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品种不多，市场供应不充分;煤炭、石油、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虽然比较快，但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各个工业部门内部和相互间也有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以至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严重地妨碍着职工、企业、地方、中央部门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劳动力、设备、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全国重点企业的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和原材料消耗指标，分别有43%和55%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有24%的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亏损。［8］　

　　不顾比例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倾向，曾引起李先念的警觉，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意见。陈云没有参加国务院务虚会，但他对会议十分关注，通过阅读会议简报和有关材料，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7月31日，陈云曾经建议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9］遗憾的是这些意见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此时，求成过急思想在实践中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已越来越明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愈来愈多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于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调整的问题被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具体问题来不及进行深入的讨论，只是原则同意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逐步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李先念协助陈云努力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前期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可以说，新“八字”方针的基本思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陈云、李先念的一些意见中形成它的源头。　

　　［参引文献］　

　　［1］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2］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3］《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8页。

　　［4］《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5］《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6］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6月27日。

　　［7］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

　　［8］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

　　［9］《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收稿日期］2009-12-12

　　［作者简介］ 李正华，博士，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