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彭总在逆境中留下的又一精神遗产》的署名文章，介绍了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遭到错误批判后，身处逆境但仍坚持真理，据理力争的可贵精神。论述了他对国家统计局一些同志写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和陈伯达写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两篇错误批判文章中的一些批语。指出"这两篇重要的论文，和《彭德怀自述》一样，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刚正不阿的真实记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特别在今天进行整党教育，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难得的好教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高度的评价，对于彭德怀同志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文中的一段论述却引起了我的思考。《工人日报》文章说:"陈伯达对彭德怀同志泼洒了许多肮脏的污水不算，还一笔抹掉了彭德怀同志的不朽历史功勋，说他是‘昨天的功臣，今天变成了祸首'。这里，陈伯达把他‘权威'的理论批判，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专横的‘政治宣判'。面对陈伯达杀气腾腾的‘宣判'，彭总却作了最简洁也是最雄辩的回答:从来也不是功臣，但不一定就是祸首。……彭总就是以这种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待陈伯达的狂吠乱这里人们不免要提一个问题:昨天的功臣，今天变成祸首，这个"政治宣判"，是陈伯达作出的吗?只要稍微熟悉1959年庐山会议这段党史的人都会明确回答不是。首先作出这种"政治宣判"的是毛泽东同志。是他把这两句话写在一篇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党内文件中的。陈伯达不过是原文照抄了毛泽东同志的话，并作了一些发挥而己。如果说这两句话是"政治宣判"，那么陈伯达不是"专横"的宣判者，而是复述者，也很难用"狂吠乱叫"四个字来形容这两句话。这篇毛泽东同志亲手写下的文件，当时党内是作过传达的。①《工人日报》文章的作者是研究过这段历史的，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来历。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人们用自己的言行写下的客观存在，隐瞒不了，回避也难以持久。写到这里，使我想起邓力群在类似问题上的态度。众所周知，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还有一篇文章是和陈伯达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文齐名的，就是康生的《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要批判康生的这篇文章是理所当然的。就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邓力群同志在1979年公开写信说明"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指康生)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减一个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这样坦诚地说明事实真相的态度，是何等可钦可佩啊!其实，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评价人物和事件，从来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地分析和肯定其历史功绩;二是实事求是指明其不足和错误。这也正是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公开申明的对待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他说"对待毛泽东同志的态度:第一，决不会否定他对中国党、中国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第二，也决不会帮他隐瞒过错。"②我们党的总书记作了这样正确的指示己经六年多了，但是在党史研究中不折不扣地贯彻它，又是何等的不容易啊!这就是我看了《工人日报》的文章后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