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１９３６年，中央红军到了延安，延安便以其特有的魅力引起海内外爱国者的关注和向往。陈毅元帅有诗：“延安有宝塔，巍巍高山上；高耸入云端，塔尖指方向。”
　　“七·七”事变之后，在国家危亡之际，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拦，从祖国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著名女作家丁玲，拿着宋庆龄赠送的３５０元，冲出国民党的牢笼，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率先进入陕北，毛主席、周副主席设宴款待。毛主席问：“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红军！”于是她换上戎装、跃马扬鞭到了陇东前线，写下了歌颂彭德怀、左权将军的佳作。毛主席挥毫赠词：“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诗人艾青、严辰，小说家罗烽、逮斐，画家张仃结伴化装来到延安。一个月路程冲破４７道关卡。艾青激动地讲：“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张仃高兴得在地上打滚，亲着、吻着陕北的黄土地。
　　冼星海这个广东渔民的苦孩子来了。他认定“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那里有着无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窑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
　　留法的“洋学生”陈学昭也来了。她说：“我们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寻找慈母的保护与扶持，投入了边区的胸怀！”从此，她成为延安唯一的文学博士。
　　众多名家，都怀着一个希望，选择一条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继袁牧之、陈波儿之后，受尽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联系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与贺绿汀同行的邹韬奋，不幸病逝在新四军开赴延安的途中。临终前，留下遗书请求党中央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将骨灰运往延安。画家蔡若虹临到延安附近却被受阻，只好绕道香港、河内、昆明，费时七个月才到达理想之地。舞蹈家吴晓邦及其夫人盛婕，背着没过满月的小女来到延安，为此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名“安娘”。这个新生命的降生，也标志着他们夫妇新生活的开始。
　　文坛名将茅盾携妻带小也来到了延安。毛主席多次会见了这位阔别十多年的老朋友。诗人田间几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党呵，母亲，你的儿女回来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美的城市？我在这里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这里抓一把土，都是香喷喷的”。
　　“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学家、作家高士其来得比别人更为艰难。他因科学实验招致瘫痪，同样也来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诗中，他豪迈地呼唤：“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呐喊：赶走日本鬼子，还我中国河山！”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专家学者、文艺青年，离开大城市跑到小山沟，不住楼房爱住土窑，不走柏油路喜欢爬陡坡，脱掉高跟鞋绑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课堂冲进战壕？这是因为理想、信念和意志给了他们力量。正像“狂飚诗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爱延安？”“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
　　　　　　　　　　　　　　　　　　　　　　　　　　　　　　　　　　　　　　　　　　　　  二
　　大批文艺青年和红军中的文艺工作者汇聚延安，给延安文艺的百花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新局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就多次谈到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给合，文化人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丁玲率先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毛主席在欢送晚会上鼓励他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团凯旋后，周恩来副主席赞许说：“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随之出现的便是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１９３８年８月７日，延安“战地社”、“战歌社”成员纷纷走上街头，打出“街头诗运动”的条幅，发布《街头诗宣言》。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顿时，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处布满花花绿绿的街头诗。柯仲平、萧三、艾青、田间、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鲁藜、侯唯动、张季纯都是街头诗的倡导者和参与者。诗人艾青主张“诗必须成为大众的精神教育工具，成为革命事业里的宣传与鼓动的武器”。听，“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惨死成一堆泥浆；我的田舍，我的家乡，也轰炸得一片精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那个能够再忍让！”这些诗，能读的，读得有味；能听的，听得入神。为抗日风云添彩，为中华健儿画像，为神州大地助威。谢觉哉说得好：“敌人看了惊，人民看了乐。”
　　当时的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战斗的歌，团结的歌，劳动的歌；颂歌，凯歌，壮歌。这歌声，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扬，有“蓝花花”的深情、温馨，而更多的则是大地的激荡，黄河的怒涛。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窑洞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响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难，也唱出了炎黄子孙的刚强。毛主席听后连连赞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黄河大合唱》从延安唱到全国，所有抗日战场，无不发出“怒吼吧，黄河”的战斗强音。
　　诗人公木和作曲家郑律成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组成，《八路军进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欢迎的一首。它那雄壮的旋律，刚健的节奏，伴随着进军的号令响遍全军。
　　　　　　　　　　　　　　　　　　　　　　　　　　　　　　　　　　　　　　　　　 三
　　在延安，如此一群热情澎湃的文艺青年的到来，使延安文艺出现了崭新面貌。然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产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由此自然就暴露出许多问题来。
　　首先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突出表现在戏剧的舞台上。当时不乏一些好剧目，如李伯钊、向隅的《农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军民进行曲》，王亚凡、刘炽的《塞北黄昏》，王震之的《流寇队长》，姚时晓的《棋局未终》，马健翎的《查路条》等。但更多的则是从大城市搬来的一些大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等。上演这些戏，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生活不感兴趣，缺少政治责任感”。（张庚语）
　　其次是关门提高，学用脱节。鲁艺校长周扬就谈道：“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严重的。”它“贯穿于从教学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在鲁艺任教的周立波也说：“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再次，艺术观点属旧的一套，无非是自我复归，自我表现一类。由于对工农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识分子圈内找朋友，把创作视为个人情绪的表露，或用工农兵的外衣装饰作品。有人主张还是杂文时代，有人提倡超阶级的人类爱，有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会破坏创作情绪等等。总之，“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更严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乱，如认为延安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视而不见从领导到下级，从长官到伙夫，政治平等，团结友爱；认为延安生活“单调”、“枯燥”、“没有趣味”，感觉不到延安那种生机勃勃、歌声朗朗的景象。当时一些文章和作品，明显反映了这种观点和情绪，起到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唯心论、洋教条、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
　　　　　　　　　　　　　　　　　　　　　　　　　　　　　　　　　　　　　　　　　　　　　四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拉开了整顿“三风”的序幕。这是一次全党范围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前，毛主席和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１９４２年４月间，毛主席约请艾青交谈。毛主席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几天，艾青将毛主席委托他收集文艺方面的意见材料交给毛主席，并经修改成文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毛主席又约请刘白羽谈话，共三次。第一次询问了文艺界的情况，提了一些问题，让把议论结果告他。第二次刘白羽作汇报，其中谈到文艺界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现不好，起了坏作用，毛主席听后笑了起来。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刘白羽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和深入工农兵的思想，使刘耳目一新，豁然开朗。
　　毛主席还约请在鲁艺任教的五位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到杨家岭交谈。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谈到人性问题时，毛主席举例说，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同情心。
　　在延安春夏之交、风和日丽、万物苏醒之时，人民领袖如此耐心地约请几十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客”而促膝谈心，通过这种平等、坦诚和亲切的交谈，使毛主席不断在思考着、估量着和构想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
　　　　　　　　　　　　　　　　　　　　　　　　　　　　　　　　　　　　　　　　　　　　　  五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主席一到会场，与会者马上活跃起来。周扬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见面。当见到《八路军进行曲》词作者公木时，毛主席含笑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的手亲切地问：“你从前方回来了？”
　　在会议大厅里，大家静静地听着毛主席关于“引言”部分的讲话。他颇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谈到鲁迅“总司令”领导文化军队时，全场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接着毛主席提出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等问题，供会议讨论。
　　由谁先发言呢？丁玲说萧军是学炮兵的，“你先打头炮吧！”萧军没有谦让，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接着又有几位同志谈了各自对当前文艺的看法。毛主席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在纸上记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时而插上几句话。休息时，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说：“主席，今天可还得请我们吃一顿啰？”主席笑着说：“小米饭是有的。”三天会议，中央办公厅都款待一顿小米饭。大家三五成群地蹲在会议厅外面边吃边聊，而毛主席吃着饭，还在翻看记录，思考着问题。
　　５月１６日，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毛主席、朱总司令继续听取大家的发言。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讲了他们下乡演出盛况，说群众看了演出送来许多慰劳品。“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与会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过毛主席讲：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说：“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看起来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到的东西更多。”他还说：“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活动，这样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毛主席十分赞赏他的发言，说还是前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熟悉群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５月２３日，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晚上，三根木棍悬起一盏汽灯，照得会议厅前一片通明。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针对有人提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鲁迅一直是革命的，没有什么转变；鲁迅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等观点提出批评。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转变问题，他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说道：“我是一个从旧军队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他又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毛主席作“结论”。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毛主席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规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讲话》将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六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讲话》公开发表在当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号召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学习。”
　　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萧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与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鲁艺、边艺、部艺、平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联政宣传队等也纷纷奔赴农村与前线。
　　《讲话》的贯彻，使延安文艺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延安文艺运动敲响的第一声锣鼓，是１９４３年春节兴起的大秧歌运动。
　　鲁艺师生率先推出秧歌剧《兄妹开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受热火朝天的秧歌锣鼓感染，大诗人艾青自告奋勇组成秧歌队闹腾起来。他带领的一百多人的中央党校秧歌队，演遍了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南泥湾等地。首演周而复、苏一平写的《牛永贵挂彩》，影响很大，中央公办厅特登报表彰。
　　周副主席参加了延安整风之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的过道，在《新华日报》场地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坪上，周恩来同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欢欢笑笑，踏着秧歌鼓点扭跳起来。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挂彩》的演出，使在场观众大开眼界。郭沫若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此后，歌剧《白毛女》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由诗人邵子南写出诗剧初稿，后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的歌剧，作为向党的“七大”献礼节目，标志着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获。
　　在延安戏剧舞台上，利用旧戏形式，表现新的内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众剧团上演的新编秦腔《血泪仇》和《穷人恨》，感人泪下，催人奋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在改编历史剧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中央党校的演出后，连夜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复信，赞扬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赞它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与此同时，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相继推出，如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的《铜墙铁壁》，欧阳山的《高干大》，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一百多位美术家、音乐家的作品，给延安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郭沫若惊喜写道：“我完全陶醉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徐悲鸿讲：“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
　　女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之后，分别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后来，毛主席又讲：“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感动地讲：“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丁玲的话，道出了延安作家、艺术家的心声，《讲话》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从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革命文艺不断出现新的高潮。《讲话》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建国以来，都指引着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成为照耀革命文艺家前进的一座灯塔。我们相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即使在将来，《讲话》必将发出久远的回响。
　　（原载《解放军报》１９９２年５月５日，《人民日报》1992.05.21 转载时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