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长期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人民艰苦探索、英勇奋斗的结晶，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果。

　　近代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革命，从1840年就开始了。在这之后，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的斗争此起彼伏，几乎很少间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的人民革命，无论其社会内容的深刻、群众动员的广泛、斗争规模的宏大，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革命并不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这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及其激化，就是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基础。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欺凌过中国;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到1900年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2］。因此，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

　　由于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必须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改变这种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列宁说过:“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3］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代表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政权，创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

　　为创建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同时又是长时期的、艰苦的、曲折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它独力高举革命的旗帜，逐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它领导中国人民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全国抗日战争和4年全国解放战争，即经过22年的艰苦奋战，终于从根本上推翻了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

　　在创建新中国的斗争中，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创建，是全中国人民在革命中协力奋斗的结晶，是他们共同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核心。它所制定的适合中国情况、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广大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坚强的革命者，因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

　　二

　　把创建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革命的共同奋斗目标，这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结果。

　　近代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但是，辛亥革命的流产，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幻想的破灭。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继承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事业，把它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开始了为创建人民共和国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不过，即使在这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再地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重新提了出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人士所大力鼓吹的“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就是企图在国民党坚持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主张的人民共和国之外，另找一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

　　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对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现实固然是一种批判，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

　　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4］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它们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更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5］

　　民族资产阶级是真诚地希望中国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的。但是，它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代表这个阶级要求的中间派，由于提不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的纲领，他们无法动员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众;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不敢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根本不掌握军队。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分量，以至往往把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希望，把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创设条件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让步这种幻想之上。

　　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上台，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护自身统治的。作为回报，它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大门。国民党的政权是以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社会支柱的。许多地主充当了国民党的官吏，许多国民党的官吏成了新兴的地主。它根本不可能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根本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充分的发展创设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通过进行民主改革，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是完全不切实际。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由于自身的残暴和贪婪，极度脱离人民，因而也是十分腐朽和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蒋介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公然说过:“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统治最有效能者”，正是法西斯式的政治。［6］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证之历史事实，确是如此。

　　抗战胜利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按照政协协议，中央政权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这对于当时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中央应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这对于解放区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保障。这些协议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和团结。按照这个协议去做，也将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设若干有利的条件。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相反，在政协会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号召破坏这些协议，并令其党徒“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不到半年，他就发动了全国内战。不到十个月，他更片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将政协协议彻底加以撕毁。这样一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若干有利条件的机会也终于丧失了。某些中间党派、中间人士虽然一再声称自己要“以民主的方法争取民主，以合法的手段争取合法地位”，反动统治者还是不断地用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直至取缔他们的组织，监视、逮捕以至杀害他们个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逐步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最终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宣告“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差不多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也宣布“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民主与和平”。其他民主党派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7］国民党反动政权陷入了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指出:“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4］（p.1471）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不仅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坚决支持，而且也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

　　人民共和国，成了中国人民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