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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发布时间: 2019-10-10    作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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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

  武力,男,1956年生,江苏省徐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正局级),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曾参加或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首席专家、国家重大项目《中国工业史》综合卷主编。主要代表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独著)、《中国经济数字地图》(主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主编)、《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合著)、《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背景研究》(独著)、《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研究》(独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抚今追昔,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同时,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也将为人类社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经济发展历程,总结经济发展经验,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专家武力研究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和作用

  ▲(采访者简称▲,下同):武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现在有不少人提出疑问:既然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当年有实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吗?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走进当时的历史场景,看到当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最紧迫的任务,才能够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当时的国际环境严峻、资本积累能力很低、重工业非常薄弱是选择计划经济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个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时,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方针政策,即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并存发展、“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经济运行上,实行政府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发展经济的总方针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但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受到威胁,加快工业化,尤其是加快重工业发展,成为关系国家统一和安全的最重大也是最紧迫的问题。1952年,中国经济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开始转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但是此时国内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每年春荒时节全国尚有两千多万人食不果腹,国内资本积累能力非常低。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情、世情、党情,选择了可以发挥政府优势、集中有限财力和保证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1952年,不仅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而且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据1954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全国农户在土地改革时平均每户拥有耕畜0.6头、犁0.5部,到1954年末也才分别增加到0.9头和0.6部。加上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财政总收入183.7亿元人民币,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尚不足100亿元人民币。

  国家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第一次台海危机又使得新中国必须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此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工业,这也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于是,为了将极为有限和非常分散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确保高积累的体制,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正好能够满足这个要求。因此从1953年起,新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保障了剩余索取和投资达到了最大限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贫困陷阱”假说,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投资超过GDP的11%。旧中国经济最好的1931—1936年,资本积累率6年中有4年为负数,最高的1936年也仅为6.0%。而新中国1978年以前的资本积累率远远高于11%,最低时为1963—1965年的22.7%,最高时为“四五”计划时期的33.27%,被认为最合理的“一五”计划时期则为24.2%。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形势严峻,建立能够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工业显得尤为迫切。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同时受到作为成功范例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为了摆脱贫困陷阱,新中国最终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一五”计划开始,集中力量进行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通过改造原有产业结构并建立新的基础产业,同时设立飞机制造、汽车、拖拉机、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重型和精密机器等产业部门,大大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完整性;1958—1965年,又相继建设了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等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1966—1978年,工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钢铁工业等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经过20多年的工业化建设,“我国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那么您能谈谈计划经济在当时的作用吗?

   ●:好的。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它的建立不是要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而主要是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这实际上也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即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问题等。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适应了中国追求加快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还应该看到,2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管理水平很低,力不从心,但是毕竟提高了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经验。这一点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原来预期,原来准备在10—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的经济落后大国,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顺利实现了,既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胜利,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创新。然而,这种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也使得原来就缺乏经济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显得更加准备不足了。因此,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1957年以后走了一段弯路,但是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二、改革开放前30年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于后一个不能否定,社会上基本形成共识,但是对前一个不能否定,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很活跃的地方。您可否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谈谈这个问题?

   ●:好的。我简要谈谈前一个历史时期对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怎样的基础和条件,从而说明为什么不能否定。

  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长达100余年的战乱结束后、人均收入整体处于贫困线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这两个要求使得中国选择了以集中资源于政府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相应的体制政策,这个体制政策使得中国工业化成功地突破了“贫困陷阱”,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并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同时,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得供求关系紧张、经济严重波动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较大的改善。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加速的条件。概括地说,改革开放前这个历史时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至少准备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历史任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明,工业化是后发国家“求强”“求富”的不二选择。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启动工业化以来,工业化进程由于受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始终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伊始,工业基础非常薄弱,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当中,工业产值仅占30%,农业产值占到70%。工业总产值140亿元(以当年价计算,下同),工业净产值45亿元,在全部国民收入中仅占12.6%。同时,产业结构畸形,重工业发展极为滞后,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为103亿元,占73.6%,重工业产值37亿元,仅占26.4%。即使在比重很低的重工业当中,采矿业又占了很大比重,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所占无几。如何建成一个新兴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最重大现实问题。加上朝鲜战争和台海危机导致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新中国选择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符合当时基本国情的。以重工业加速扩张为契机的结构转换,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产业结构束缚的历史起点,也为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既为改革开放后轻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设备等物质、技术条件,也为消化和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必要的前期技术积累,成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组织化和庞大的国有经济,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投资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政治资源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经济落后国家的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责任重大,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空前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领导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任务,而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政治动员和资源配置能力,这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积累了政治资源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加快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成为重中之重。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计划管理所积累的经验和庞大的国有经济,以及政府动员能力,都为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改革开放前30年的人力资本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本。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或技术素养越高,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强制性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通过推行大众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人力资本的内生改善,使我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为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进步巨大,人口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从1949年到1979年,小学从34.7万所发展到104.4万所,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亿人;中学从4045所发展到19.2万所,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从205所发展到434所,在校生从11.7万人增加到67.4万人。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当中,小学增加了3倍,在校生增加了4.1倍;中学增加了47.5倍,在校生增加了56.2倍;高校增加了2.1倍,在校生增加了5.8倍。

  第四,改革开放前社队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我国立足农业国的现实,从农业剩余中获取资金积累,配套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也造成了城乡隔离,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为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之前,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所创办的社队企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大的发展在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的要求,鼓励包括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在内的基层组织兴办工业,全国各地很快掀起兴办乡村工业的高潮。之后由于治理整顿,社队企业数量逐年减少。第二次大的发展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1966年发表“五七”指示,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同时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当时城市的许多工厂因“文化大革命”陷入瘫痪,农村社队利用城市工厂淘汰或闲置的设备以及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技术人员,依靠社队公积金和农民集体劳动的积累,使社队工业又一次发展起来。到1978年,社队工业的产值达到385亿元,比1970年增加了469%。

  第五,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剥削,实现了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