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景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学术界》(合肥)2018年第20188期 第5-16页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激发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民生改善、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改革开放必然遇到各种各样的思想阻力和障碍。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曲折而取得成功,首先取决于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基础。”①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峻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党和人民面前。而正确认识和评价此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成为当务之急。其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检验标准。由理论检验理论,用方针政策检验方针政策,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断的提出并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认为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党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重点整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极左”路线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文革”灾难。同时,我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单纯变革生产关系,片面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就可以很快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这种“急于过渡”“穷过渡”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乃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民生得不到明显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展示。

　　由于争议涉及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不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事实上,有些人主张我们应当按既定方针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提出“两个凡是”。显而易见,坚持“两个凡是”,就无法纠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就无法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面对这种情况,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就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理论界重新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并不是新鲜看法。只不过由于错误的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使之被淡忘。重新提出这个观点的重大意义在于,使我们坚持用实践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检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从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以明确前进方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一旦提出,立即在全党全国引起热烈讨论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一些人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否定压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样理论问题的讨论和争议,就成为重大政治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否定“两个凡是”的看法。这就使全党和全国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解放思想的开端,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解放思想的结果,我们开始实事求是地看待和评价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路线特别是“文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改革开放明确了方向和道路。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路线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实践也证明,“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②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改革开放的行动指南。但是,它不可能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邓小平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革命,要解决它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现成答案,也不能因为没有找到现成答案而裹足不前。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坚持用实践检验其正确与否。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认识,使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世纪中期以来,我们之所以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为此不惜脱离生产力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

　　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必然走向灭亡,其根本原因是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为人的全面发展、为建立人的自由联合体创造条件。如果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改革,否则就难以生存。邓小平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⑤他强调,只有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建设,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彰显出来。

　　三、突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传统观念,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苏联模式存在严重弊端。苏联后来产生的问题,乃至苏联的瓦解,都与这些弊端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借鉴了苏联的经验,虽然没有完全照搬,也有自己的探索和创新,但总体上并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与苏联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直接面对着苏联模式。也可以说,改革就是改革苏联模式。因此,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苏联模式,摆脱苏联模式弊端的束缚。首当其冲的是,突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传统观念,为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

　　第一,突破过分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应当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却需要进行探索,并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越单一就越好、并不是公有制程度越高就越好。而且,各国国情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样,也必然有所差别。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现了工商业的全盘国有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说明它与苏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不完全适应。而中国与苏联国情又不一样,照搬苏联模式,必然产生更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前提是正确处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即农村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而承包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我们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并逐步推行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农民充分掌握了土地的使用权,自主生产经营,其收入完全取决于生产经营的状况,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结果,粮食和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短短几年就基本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产物,也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大总结历史的经验,进一步强调,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壮大集体经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农业和农村持续稳定发展。

　　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过分单一,只保留工商业的国有制和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基本消灭了个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这种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中国吸取苏联的教训,在改革的进程中,在坚持发展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容许并鼓励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发展,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成为社会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民营经济在吸纳就业人口方面成为主力军,包括大批高校毕业生都进入了民营企业工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丰富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形式,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第二,克服传统的公有制观念,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苏联模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都是由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和使用权、直接进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大权,包括生产计划、资源调配、产品价格、人员工资、干部与职工的使用,均由政府掌控。政府与企业是上下级关系,企业附属于各级政府。这样就形成了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局面。企业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不起来,生产效率低下,企业亏损面大、情况严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缺乏生机和活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少方面也照搬了苏联模式,产生了同样的弊端。最重要的是,我们形成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可分离的僵化观念,并把企业的全民所有等同于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改革开放必须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但首先必须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城市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初也是学习农村改革搞承包,但不可避免地遇到如何正确处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对此,各方面都有不同看法。但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超越苏联模式,对这个问题有了创新性认识。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把全民所有等同于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的传统观念,确定国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同使用权可以适当分开。即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对企业的所有权,企业行使对相关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这就为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经营创造了必要条件。此后,中国城市和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展开。为了增强企业活力,我们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即通过企业主管部门同企业的厂长(经理)签订目标责任制合同,明确规定双方责权和奖励机制。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由此,国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活力大大增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和效率空前提高。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为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1994年底,国有企业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试点。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推进,政企分开迈出重要步伐,组建了中石油、中石化、上海宝钢等大型企业集团。政府授权企业经营国有资产,不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企业按照市场需要运作,不再承担政府职能。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实现自筹资金,自我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弊端。从而极大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了企业的生机活力,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系,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此后,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是由于坚持解放思想,突破传统公有制观念的束缚,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辉煌的成就。

　　四、突破传统计划经济观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水火不容,不存在相互借鉴的问题。但什么是资本主义?哪些制度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哪些制度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现代经济活动一般规律、而非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借鉴,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就影响了我们对现代经济管理制度的借鉴,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焕发社会主义经济的生机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坚持解放思想,解决了一些与此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我们曾认为,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等私有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只能存在和发展产品经济。企业生产出来的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商品通过市场自由交换,买卖双方协商定价、自愿交易。而产品不进入市场,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废除了商品、货币,所有产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均由政府按计划分配调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乃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苏俄不得不停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核心是承认商品货币的存在,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但这些符合实际、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政策,并没有坚持下去,随着列宁的逝世,新经济政策名存实亡。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的看法,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农村改革首先打开商品经济的突破口,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容许农民把多余的粮食拿到农贸市场自由出售。不久,我们又废除了粮食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然而,这些措施都是被实践需要“逼出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对于国有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采取类似的做法、是否可以搞商品经济,依然没有成熟的看法。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逐渐形成共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把商品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把产品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从现在的观点看,这一论断仍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理论创新。

　　产品经济最大的弊端是由政府全面掌控经济的发展,决定产品价格、资源配置、资金使用、职工的收入和福利,企业缺少必要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从而没有生产经营积极性和主动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难以调动起来。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商品经济的最大好处是避免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给企业松绑,限制政府对企业合法经营的干预。商品经济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易及其自身的规律,企业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易的主体,可以充分行使生产资料的使用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商品的定价权,以及依据企业经营情况决定职工的工资福利。这就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关于商品经济问题的新认识,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流通的载体,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但传统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决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界线。而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经济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⑦可惜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当时并未引起人们高度重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问题越来越紧迫地提上议事议程。如何正确认识市场经济、中国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化,中国经济发展能否突破瓶颈、再创辉煌的关键。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大胆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的意见。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⑧“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⑨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⑩也就是说,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运用市场手段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极大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实现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此,党的十九大给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1)

　　邓小平主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大胆尝试搞证券和股票。他认为,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

　　五、正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模式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方面,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影响也很大。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一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3)中国政治体制的许多弊端都是我们照搬苏联模式造成的。因此,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才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正确认识和积极稳妥推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突出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其主要表现是: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斯大林个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联模式无疑影响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建设,造成同样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4)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就是着眼于克服这些弊端。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中包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建设,干部管理制度特别是离退休和任期制、选拔考核和监督制度的改革,国家行政机构改革,民主法制和依法治国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执政党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第二,正确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宁曾预言,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民主百万倍。这无疑是就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质和发展前景而言。实际上,苏联政治体制和民主化建设距离这一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够完善、人民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发扬,是苏联模式的明显弊端。苏联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是,党内外的、各级各类的选举始终实行等额选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党员和公民的选举自由,影响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发扬,也使政治体制建设和政治发展失去了可靠的基础。而我们却原封照搬了这种选举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这种选举制度的弊端和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必要性。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内民主制度。他说,政治体制改革总目标之一,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5)作为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我们废除等额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制。党的十三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开差额选举之先河。此后,差额选举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就确定下来并写入党章宪法。

　　六、突破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广泛适应于各国的普遍原理。但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同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符合实际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才能正确指导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可惜,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点还缺乏正确认识,总希望形成普遍适应各国的统一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建立各国一致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体制建设力图遵循科学社会主义。但事实证明,苏联模式存在不少问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范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怎样搞,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需要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关键是要搞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又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

　　此后,通过探索、实践和不断总结经验,我们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明确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理论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作出全面概括。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7)它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它强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9)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各项制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七、提出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确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内政决定外交,而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的判断又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列宁曾提出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时代已发展为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社会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冷战”的形成,更强化了这种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和各种敌对势力的包围、遏制之中。抗美援朝战争、支援越南抗法反美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接连发生。同时,由于理论观点的分歧和大党大国主义的影响,中苏两党产生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大论战中断了中苏两党关系、严重恶化了中苏两国关系,并由此造成两国严重军事对立和边境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中国要随时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要坚决反对“帝、修、反”,积极支持世界革命。这一方面使中国把很大的财力物力集中到备战方面,难以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加剧了我们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的极左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我们对国内和国际形势判断的相互结合,助长了当时“极左”路线的发展。显而易见,不改变这种看法,我们不可能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

　　第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邓小平强调,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作出新的判断。他指出,再有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至少十年,世界大战也打不起来,“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0)在此基础上,全党达成高度的共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和世界大战的新判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依据。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的新论断,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这一新的判断,扭转了全党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卸掉了时刻准备打仗和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沉重包袱,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

　　第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1)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实现全面发展。同时,世界面临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严重挑战。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发展问题。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化解危机,加强合作与交流,如何节能减排、防治污染、改善环境,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无疑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不仅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也需要进一步解决发展问题。只有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繁荣、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发展的论断抓住了当今世界问题的关键,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当今世界、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具有指导意义。

　　第三,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冷战和两极格局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主要特征,它影响和制约了各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两极格局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世界格局处在大变动之中。邓小平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22)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不仅正确概括了当时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的特点,而且准确地预测了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即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科学论断,强调世界多极化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邓小平关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论断,提高了我们的信心和勇气。它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勇于反对霸权主义,使我们既要看到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又要看到世界多极化趋势对霸权主义的制约。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的一极,也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尽到应有的国际义务。这也有利于我们充分利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国家利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创造良好的和平环境。此外,论断也有利于我们利用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第四,中国要始终不渝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以及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压力,中国无疑应加快国防建设,提高军事实力,但这必须以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基础,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23)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也是对日趋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的积极回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高。西方国家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的崛起存在疑虑。为此,中国郑重宣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4)党的十九大重申,“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5)这既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也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坚定方向。

　　40年的实践证明,“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26)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现理论创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展望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这就更加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克服前进中的思想障碍,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注释:

　　①②(2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17、16、16页。

　　③④⑤⑥⑧(12)(13)(16)(20)(21)(22)(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63、10-11、225、373、373、178、2-3、127、105、353、353页。

　　⑦(14)(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332、178页。

　　⑨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2页。

　　(11)(19)(2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16、59页。

　　(17)(18)(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2,47、48页。

　　（本文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