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益广泛的海外利益存在迫切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发生范式性的转变。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内容来看，尚有以下几点值得拓展。

　　第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局限在狭隘的地域经验范围。在美国学术界有句话，说印度人只研究印度的问题，中国人只研究中国的问题，只有美国人研究所有的问题。而中国在美获得哲学（政治学）博士的学者，绝大部分从事的是中国研究。我们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也需要转型，除了研究中国与这个国家或者区域的外交关系的同时，必须更多研究构成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区域内部的知识。

　　第二，中国目前各门社会科学知识之间刺激不够，知识的“近亲繁殖”比较普遍，不利于培养贯通性知识体系。由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开放，也导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有门派无学派现象。有的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早有突破性进展，但本领域学者还在固守落后的研究项目。何炳棣在芝加哥大学时，很多时间与植物学家在一起，这为其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可见知识之间的相互刺激对整体知识进步的重要意义。

　　第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或学术视野需要拓宽。在科学研究中，没有国内领先，只有国际领先。研究者需要与外部世界最前沿的知识作比对和参考。此外，学者立场是民族和国家的，但学术视野更多是全球性的。没有全球视野，我们的研究往往再杰出，可能也只是人家研究议程的一部分，别人出框架出理论，我们出个案研究，为别人研究做补充和证明工作；我们的研究议题就难以转化为引导别人跟从我们进行研究的议程。

　　第四，概念化能力还可再提高，以产生更多将这个世界框架化的知识。经验如果不能被概念化，就不能将经验上升为概念，并进而以概念来组织世界、管理世界。一个国家要学会组织世界秩序，需要更多地借助概念性知识。

　　第五，中国目前的社会科学知识以取经知识为主，传经知识极少。取经知识是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传经知识则是要用一整套知识体系去改造世界。任何一个开风气之先和领时代潮流的世界性大国，一定是要有传经的抱负和志向的。

　　当代中国存在社会科学知识革命的可能，并且酝酿着一场大的知识变革，这与中国迈向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的步伐是一致的。第一，许多学科领域已积累了只要通过学科间刺激就足以产生突破的成果，比如法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知识积累。第二，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学者的全球意识逐渐上升，地方意识渐次下降。第三，学者的跨学科流动逐渐明显。第四，与西方的知识互动，以及逐步改善的博士培养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概念化能力在逐步提高。第五，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深入互动，以往被动背景下的取经知识，有可能在对世界的能动性影响中产生传经知识。

　　中国古代历次伟大的创造性知识转型，几乎都是在中国经验与异域经验相互格义基础上出现的。任何知识创新无非建立在新材料或新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当前并不缺少新材料（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缺的是新方法。假以方法之助，新材料才足以提炼为可传授的概念和知识，社会科学才可以服务于更大范围的组织。这着实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一大持久智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