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一个下午，在解放军第二炮兵招待所，张翔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亲切而儒雅，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股军人特有的硬气；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担任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理事长。他的父亲张爱萍将军也曾为“两弹一星”事业呕心沥血。近三个小时的采访，张翔将军畅谈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的基本情况以及推广国史教育的重要意义。
　　“两弹一星”的历史不该被遗忘
　　记者：您是军人出身，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致力于“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工作是基于哪些考虑？“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又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张翔：2006年10月16日成立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它是国史学会的二级学会，学会成员基本上由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组成，大部分来自军队、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两弹一星”事业是党政军最高领导直接抓的一项举国大业，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这是一项全世界公认的成功事业，把这段历史总结出来，一则可以激励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鼓励大家为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奋斗；二则这段历史距离现在较近，其经验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和借鉴。因为大部分参与者年事已高，有些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加上过去的保密和封闭环境，现在再不把这段历史整理出来，就会丢失掉。学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大致上把研究年限划到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
　　为什么“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
　　记者：“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多数工程参与者的事迹都鲜为人知，进行抢救性的研究意义非凡。研究会成立近三年，取得了哪些成果？
　　张翔：学会是个社团组织，除了上级学会给予的指导和支持外，基本是白手起家。我们首先加强了组织建设，成立了理事会及各职能部门，编辑了《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刊物，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
　　关于“两弹一星”的历史研究，我们理清了基本史实，已拟制出研究大纲，划定了研究的历史时段、范围，并提出了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两弹一星”的影响和作用。在那个艰难岁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为什么陈毅老总说“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中央为什么下那么大决心、花那么大的代价？值不值？前一个时期有人说：原子弹把中国搞穷了？小平同志那句名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出来以后，那些人就不吭气了。但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就是让历史来说话。“两弹一星”事业的出发点源于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制敌和保卫国家安全之策，就是发展各自的国防实力，尤其是战略核力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弹一星”。从军事实力上压倒对手，起码是不能落后到被动挨打的地步，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常说的在国际军事较量中的“还手之力”。因此，要弄明白发展“两弹一星”事业的必要性，就需要搞清楚当年的情形。
　　发射洲际导弹苏联不得不缓和
　　再一个是中苏关系。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研发出核武器，很难估量中苏关系破裂直到军事对抗，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当时双方尽管都是百万大军对峙，但是我方承受的压力远大于对方。我记得1974年底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再三动员我父亲出来工作——父亲在“文革”中被关了五年，当时刚恢复自由。叶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他很清楚中苏军事对抗的严重态势，也很了解我父亲的为人和工作能力。他要求我父亲所做的最急迫的事就是尽快拿出制衡对手的洲际导弹来，以摆脱我军在中苏军事对峙中的被动地位。1975年初父亲一接手工作，连机关的办公室都没去就直奔航天部研制现场。经过调研和快刀斩乱麻的整顿，提出了集中力量于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的目标。这个方案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后来因“四人帮”的破坏，父亲第二次被打倒，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再次被打乱。“四人帮”倒台后，中央于1977年3月7日明确叶帅主持军委工作。3月9日他就动员我父亲再次出山，继续抓好急迫的战略核武器。父亲恢复工作后，第一个抓的也是继续研制被“四人帮”破坏而耽误的洲际导弹。1980年5月我国向8000公里以外的太平洋地区发射洲际导弹获得成功，将对手国家的各个核心地区纳入了我核导弹的射程之内。苏联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核反击能力，知道百万大军压境已起不到作用了。随后，勃列日涅夫讲话的调子变了，苏联方面率先透露出要跟中国缓和的信号，外交部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中苏关系缓和下来。由此，我军开始了工作重点从临战状态向和平时期的转换，进行了百万大裁军。我国真正进入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新时期。
　　所以说，“两弹一星”事业的最大贡献是为我们国家赢来了和平，为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搞清楚这些历史真相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证明老一辈革命家们当年决策的正确和“两弹一星”事业的巨大作用，而且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前人的治国经验，尤其是如何正确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加强民族凝聚力就要多讲历史
　　记者：您现在主持“两弹一星”的历史研究工作，请谈谈面向大众开展国史教育的重要性。
　　张翔：老一辈革命家和前辈们致力于国家的独立、解放，建立人民的政权，而我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长大了要建设好祖国、保卫好祖国。我们现在已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比较强大的国家里。但问题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富裕和强大，缺乏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种富裕和强大还能维持多久？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先人的奋斗精神、对自己民族的英雄都看不上，这个民族还能存在多久？
　　记者：您觉得哪些精神需要传承下去？
　　张翔：现在有两方面的精神文化要传承下去：一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二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共产党人精神，现在有人把它称为“共产党文化”。我之所以要说这种共产党精神，是因为它并不完全来自中国的传统理念，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产生的，是世界先进的社会科学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精神产物。这两种精神，都是老一辈革命者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记者：开展国史教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翔：最重要的是要搞清历史事实、历史真相，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来谈那时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如现在有的年轻人对抗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所起的作用搞不清楚，甚至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颇有微词，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回到当时那个年代去看问题。当时的国民党是统治者，虽然也提出抗日，但实际上又怕老百姓都起来抗日。因为老百姓的武装、共产党的武装发展，它就难以驾驭和控制了。所以它不敢去发动全民抗日，而仅仅是政府抗日。但是，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又必须发动全民抗战。结果是，一方面他单纯地自己打，但又老打败仗；另一方面压制人民起来打，但也压不住，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在敌占区内发展壮大。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因其私利代表不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我问过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母亲，当时她在上海读书，作为一个正直的中国青年，很自然要参加抗日，但怎么抗日？结果先找到了国民党的抗日训练营，但到了那里整天就是法西斯那套教育，不谈抗日，只能对长官说是。渐渐她们发现走错抗日的路了，于是就逃到了共产党这边。共产党就不一样，上上下下抗日热情高涨，动员老百姓参军，支援前线。这才发现这条路走对了，真正实现打鬼子的愿望了。这就是当时国共两党抗日的真实面貌，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给年轻人，就会造成他们的思想混乱，也很难抵御外来的一些奇谈怪论。
　　科学家也有烈士
　　记者：历史教育现在存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您认为在推广国史教育中，如何在方法上进行创新？
　　张翔：“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设有“宣传教育部”、“文史项目部”等部门，其中就包括开展“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大众在休闲娱乐中，接受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精神的教育。
　　事实上，宣传也要讲究故事性，宗教中如佛经、圣经中都有很多故事、寓言。现在我们的宣传教育普遍抽象成精神、理论，这就使宣传成了干巴巴的教条。我觉得历史教育也应多以故事的形式来开展，特别是面对青少年的读物更要强调故事性。举个例子，从事“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郭永怀在飞机失事时，与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最后两人都被烧死，但资料留下来了，他也成了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这种感人故事都离不开当时的背景，现在讲的很多故事脱离了背景，让人无法理解，年轻人就误以为是假的，是编造出来的。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文化形式加强历史教育。如电视剧、电影、小说、网上游戏、现场体验馆、主题公园等，这些都对年轻人具有吸引力。不能再把对我们这一代的教育方式搬到对现在孩子的教育上来了。我们那一代人有很多东西都是亲身体会过的，比如饿肚子的岁月，现在年轻人就没有体会过，所以教育方式也要随着时代而变化。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政策也值得关注。现在采取文化产业市场化的方针，我觉得总体方向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放任市场发展，必须有党和政府的引导，重要的不是堵，而是疏。这就要求国家要拿出财力，调动社会资源，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建议推进红色文化的产业化工作，并得到更多的政府与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