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大变革，它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废除了传袭千百年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关系，确立了新型的平等、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前处于受剥削、受压迫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众，首次摆脱了对封建特权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人身的平等，从政治上翻了身。其次，广大少数民族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耕者有其田”的实现使得他们从经济上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第三，随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的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少数民族群众拥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极大地焕发了建设美好生活的热情，民族地区经济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第四，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完成，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层面，完成了国家的整合，也使得后来计划经济时期对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成为可能，为后来大规模集中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肯定这些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过于复杂，也由于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情况的认识有待深化，因此，这场变革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各少数民族是在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变革极不协调的情况下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变迁可以凭借外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却难以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带有这些弊端的同时，也呈现出自身独具的特点。以云南的“直接过渡区”为例，这些地区虽然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的跨越，但却缺乏经济、科技、文化等生产力方面的有力保证，这种过渡很难改变“直过区”的贫穷与愚昧。虽然国家采取了资金扶持、加强领导等具体措施，“直过区”的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到1994年，德宏傣族自治州还有大约25%左右的“直过区”人民仍未消灭“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适应性，说明这种过渡是不完善的。

　　第二，就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存在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不足。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造同样如此，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本来就欠发达，少数民族的商品意识也很差，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工商业改造后，使得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更加脆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尤其是以个体工商业者为主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于迅猛，许多低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对这种急剧的社会变革并不适应，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在内地发达地区，确实存在着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有影响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危险，那么，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处于低发展的少数民族地区，刚刚完成民主改革，才拥有了生产资料不久的少数民族，根本就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他们还没有从翻身做主人，自己有田耕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又跌跌撞撞、稀里糊涂地迈进了人民公社。这种急剧的变革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很难适应，现实情况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传统和文化的沉重拖曳和重重阻碍。例如，云南的拉祜族在解放初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民族，他们长期生活在深山密林里，以狩猎为生，很少与外族接触。新中国建立后，当地政府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派出民族工作队进山与他们接触沟通，说服他们融入社会主义新社会。直到1966至1967年，地方政府为他们在平坝区建盖了新寨，经过民族工作队的艰苦工作，才使他们走出山林，进驻新寨。 然而，民族工作队一离开，他们也就离开新寨，回归山林。真正的下山定居，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再比如云南宁蒗县永宁区的摩梭人，在解放初还保留着浓厚的母系制残余，这里世系依母系传递，没有汉人社会里习见的父系家庭及相应的婚姻形式。建国后，随着新的婚姻法的推广实施，摩梭人传统的母系家庭生活方式被强行废止，开始出现同内地汉族一样的父系核心家庭。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政府的社会控制力有所收缩，于是“走婚”又开始出现。这样的例子在民族地区不胜枚举，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也并不鲜见。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复杂性和在这些地区进行社会变革的艰难。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和回顾共和国历史时所应记取和思考的。

　　当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成就还是主要的，这也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应有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