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的变迁，渐次推进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并最终逐步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济结构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巨变，总括起来有四次。

　　第一次，土地改革打破了中国农村千百年以宗族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格局。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通过这次制度变迁，中国由过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转变成为一个以个体农民土地私有为特征的农业国家，全体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同时他们的身份也由过去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转变成国家意义上的公民。乡村广泛建立起基层政权组织，中国的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国家基层组织之中，摆脱了过去宗法血缘关系。这个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从世界范围看，凡是进行过工业革命的国家都有一个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因此，这次转变彻底清扫了封建制度的障碍，为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做好了准备工作。

　　第二次，由农业合作化而推进，渐次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演变，中国最终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个体小农土地私有制向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这是一次非完全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因为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中国个体小农的生产能力非常低下，所以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互助合作生产的形式。元代已出现“锄社”的民间互助生产形式。参见俞家宝主编：《农村合作经济学》，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从各地方志里我们也可发现民间沿袭下来的生产互助习惯，通常有临时性、季节性、常年性等互助形式，主要是在亲友邻居的基础上自然组合起来的。常年性互助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较快。在延安根据地时期和东北等老解放区都有很好的合作生产范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利用民间延续下来的互助习惯，引导他们走合作发展的道路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且一开始也是稳妥可行的，只是1955年下半年后的一年里有操之过急的失误。由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过快，个体农业经济的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而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没能完全体现出来，这是这一变革过程中的历史教训。不过，新中国农业合作化和以往不同的是，它的指向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从此我国的农民土地个体所有制转变成集体所有制。这一变化是与中国选择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战略相关联的。为配合国家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建设体系，必然要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集体农业经济。这次转变使得中国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其历史成就不容忽视。

　　第三次，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一次内生性制度变迁，它是以自下而上的形式出现，政府从法理上予以肯定的一次转变。表面上看，似乎中国农村又回到了个体小农家庭经营这样一种已存在数千年的制度，但是，土地制度的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内涵却没有变。这一点对稳定农村社会、防止两极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以往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不同的是，这一次农业政策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即市场经济的指向。1949～1978年是我国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过渡并试图巩固完善计划经济的阶段。武力：《新中国实施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规划的历史经验》，载《党的文献》2009年第4期，第27页。所以，前两次重大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指向计划经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伴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逐步取消，目的是推进市场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标志着我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起步。1982年1月，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农业经济“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正式确认始于农村经济，推及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它所起到的启示作用与示范效应是一个值得历史记忆的功绩。我们也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应了合作化运动走得太快所遗留的问题。因为后者没能使得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全部释放，一旦个体农业经济的动力得到充分释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农村经济不但可以摆脱过去单一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生产模式，合理分配经营品种和播种面积，进行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而且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可以转移到二三产业工作，从而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新时期个体农业经济就会突破千百年来农业劳动生产率边际效益递减的“瓶颈”，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重要的一次变迁。

　　第四次，进入2000年后，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的角色发生彻底改变，不再担任对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者的重任。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标志着9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随后，中央出台了对农业的一系列补贴政策，中国适时和逐步地从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同时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进行补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农业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在新世纪里，中国农业在更高层次面向市场的规模经营、多种经营和专业化生产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而这个未来指向就是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的全面腾飞。

　　总之，新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这四次重大变革有着历史合理的内在连贯性，它们逐步突破了传统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渐次推进了国家工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