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仅占总收入的27％，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页。我国工业化建设主要是依靠内部积累尤其是农业的积累获得资金。有研究表明，1953～1978年的26年里，国家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从农业获取的积累金额达80197亿元，平均每年30845亿元；同期，通过抬高工业品价格从农业又吸收的资金达147524亿元，平均每年5674亿元；两项合计达949494亿元。每年农业向国家提供的积累资金高达300亿元左右。王耕今、张宣三主编：《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积累问题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75~76页。农业合作化的完成，配合以统购统销政策，解决了为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所需的粮食、资金等原始积累，从而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创了农村经济改革新局面，历史性突破传统农村经济结构的桎梏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以社员户为承包单位，社员承包的生产任务所得的劳动成果中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得。这种方法简单明了，同农民利益联系更直接，农民概括它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家的”。其中，除了“交够国家的”必须满足政府对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规定外，“留足集体的”不必是农民土地上出产的实物，可以折合成货币上缴，这样农民就可以按照市场供求安排生产，以获取较高收益。“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那就意味着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生产什么，这一部分收益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从此以后，农业生产取消了生产队的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每个家庭承包的耕地经营好坏同每个农户的经济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巩固农民种粮积极性最基本的因素。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的广大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发掘出以往被长期压抑的那一部分生产力，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并且，根据农业的比较利益原则，农民在维持适当的粮食生产水平的情况下自动减少粮食生产，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扩大有市场潜力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栽培。有的农民则会跳出种植业的小圈子，从事畜禽养殖。具有一定经济势力和经营头脑的农民可能从此走出农业，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而且可以逐渐改变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就。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达到19226亿元的历史纪录，之后又一举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18062亿元。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因农业结构调整而减少约2%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增加了446万吨，棉花、油料等作物产量增长更快。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55页。具体而言，1980年与1975年相比，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6884万亩，总产量增加674亿斤；棉花播种面积减少53万亩，总产量增加652万担；甘蔗播种面积减少66万亩，总产量增加12281万担；烤烟播种面积减少95万亩，总产量增加32万担；油料作物和甜菜播种面积共扩大3626万亩，其总产量分别增加70%和15倍。1981年与1978年相比，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8400多万亩，而粮食总产量却增加400多亿斤，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粮食高产年，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张桐：《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指导思想》，《经济研究》1982年第11期，第74页。另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0160万吨，比1978年增加近20000万吨，增长65%；棉花产量达到762万吨，增加了25倍；油料产量达到2569万吨，增加了39倍；糖料产量达到12188万吨，增加了41倍；肉类总产量达到6866万吨，增加了6倍多；水产品产量达到4748万吨，增加了9倍。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1%。农村居民家庭生活逐步进入电气化、信息化时代。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电器，2007年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分别达到1065台、261台和459台。同时，信息化设备在农村普及的速度加快，2007年，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移动电话和计算机分别达到684部、778部和37台。国家统计局：《农业与农村经济三十年辉煌成就——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八》，2008年11月5日，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105_402514634htm。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农村经济的极大增长并没有重现历史上农村贫富分化、社会动荡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国家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保持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性质。这是这一时期的个体农民经济与建国之初个体农民经济的一个很大不同之处。这一点在现在的学术界还没引起足够重视，相比较西方的福利社会制度和日本主要利用私人力量承担社会福利的做法，中国这一土地制度安排极大保证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稳定进行（中国农村94亿人口，2亿多农民工，他们的生活保障是一个关乎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参见［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另一个重要不同是，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一个良好的大环境，给予农业更宽广的出路，即一方面农业生产可以摆脱过去单一的粮食生产模式，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外出打工或试办企业，将过去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从而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瓶颈”第一次获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