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据统计，粮食由1949年的22636亿斤增至1952年的32783亿斤，增长44％，年均增长146%。棉花由1949年的8888万担增至1952年的26074万担，增长近2倍。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亩产量由685公斤增至88公斤，棉花由105公斤增至155公斤。人均农产品产量，粮食由209公斤增至288公斤，棉花由082公斤增至229公斤，肉类由205公斤增至595公斤。195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为4839亿元，比1949年增加485%，年均增长141%。在短短3年里，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改革史无前例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参见《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9~578页。近代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种落后和腐朽的制度，是国家工业化、独立、统一和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改变，农业生产力以及全部社会的生产力就不能解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就没实现的可能。后来的实践表明，没有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不可能在短期里建成。当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并进行一定的历史积累，但土地改革的完成，构建了全新的国家体系，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扫除了一个基本障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本前提。

　　二、农业合作化和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由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不仅仅满足于实现土地改革，它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中国全面的现代化，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的情况下，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向何处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问题。参见武力：《略论合作化初期党对农业问题的三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20~29页。关于这个问题，陈云在1954年6月30日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时谈的看法代表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观点。他说：“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陈云对于采取这三个办法增产粮食进行了仔细计算，结果发现开荒不大可行，而修水利对于全国增产粮食数量并不多。“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页。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因为个体小农经济无法承载我国工业化建设这个历史重任。我们来看看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业状况。

　　据当时的调查，每户耕地面积少，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土改时每个农民平均只分得2～3亩地，每户平均不超过15亩地。南方每个农民所分得的土地就更少，只有几分地，户平也就二三亩地。个体农民的生产工具严重不足，每户农民仅有047头耕畜、041部犁、007部水车。每户还配不齐一套必不可少的简单的生产工具和耕畜。另外，个体农民的资金也极其缺乏，每户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资金平均只有523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简要提到此种情况。另参见郭玉福：《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就大多数农户来说，当时从事独立的家庭经营很困难。因此，有着历史传统的“插犋”、“换工”等生产互助形式，在党和国家的积极提倡下，就很快发展起来，而且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武力：《略论合作化初期党对农业问题的三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第23页。在互助合作经济发展比较快的东北地区，“一九五一年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户数已达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使互助合作的市场组织在农村经济中占了优势”。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当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始之后，一个客观事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前苏联、东欧民主国家的援助又很有限，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资金积累只能来自农业。而新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不可能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另外，由于国营工业靠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生产，而私有的农业生产所面向的是市场，这二者之间的体制矛盾只有统一在一个层面才能获得真正解决。也就是说，使得中国的农业也成为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农业，才能更好地配合工业建设。对此，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此外，“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同上书，第250页。

　　农业合作化的推进由于有传统生产互助形式的基础而推进得很快，最终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个体小农土地私有制向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中国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农业合作化使在有536亿人口的广大农村中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使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土地私有制的束缚，初步发挥了协作劳动的优越性，同时也提供了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和田间林网建设、大规模水利灌溉建设以及大规模农业科技推广等有利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1952年，全国各地施工的计划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达107项，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达208万处，共可扩大灌溉面积3240余万亩，当年受益2400余万亩。至1952年底，全年水灾面积缩小至1600万亩，和1949年1亿多亩比，缩减984％。1950～1952年期间全国共扩大灌溉面积4950余万亩。据当时粗略估计，由于兴修水利、防止水灾和增加灌溉面积而增产的粮食当以数百万吨计。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1952~1956年，全国共推广使用化肥400多万吨，推广双轮单铧犁150多万件，推广使用农药285万吨。1956年粮食良种播种面积已占全部粮食播种面积的36％，棉花良种播种面积占全部棉花播种面积的90％。1956年，全国已建成拖拉机站32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14230个，畜牧兽医站2257个，民用牲畜配种站545个，新式农具站207个。这些成绩在以往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是难以想像的。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165页。薄一波后来在回忆合作化这一进程时也说：“农业合作化的胜利，为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也打下了好的基础。比如说，合作化后，在广大农村我们就有条件对土地的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了，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田间林网化等等也有条件逐步进行了，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也可以逐步推广了，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这个变化可不能小看。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作文章，上述变化是难以想象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