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省政府及省领导、老同志对《当代中国的广东》编修工作如此重视、关心和支持，对有关问题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为全办同志做出了榜样，大家深受鼓舞和教育，更加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严谨从事，克服困难，加倍工作。

　　按照规划，广东第一轮修志编修《广东省志》一部，共94部分志；市、县（市、区）志100部。据了解，当时全国各省、市、区的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除广东和黑龙江由省地方志办公室承担外，其他各省、市、区都成立独立的机构负责，有的地方配备一二十人。而当时广东不但没有设立专门机构，且和省志工作共同开展，困难不少。但大家顾全大局，把省委、省政府的安排，看作是对省地方志办公室的信任，作为做好工作的推动力。各单位修志同志为完成《当代中国的广东》的文稿，查阅、搜集、掌握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访问当事人，研究解决疑难问题，把新中国成立后本系统、本行业的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主要的人和事有了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当《当代中国的广东》的文稿任务完成后，他们转而开展省志分志编修工作，就驾轻就熟，少走了弯路，进度和志稿质量都有了保证。

　　人的精神是重要的。任务重了，付出多了，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的问题。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坚信：地方志工作只有有为才能有位。只有多做工作，多出成果，才能擦亮地方志的牌子，特别是先后两位主任黄勋拔、陈强，模范带头，率领大家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步一个脚印，一项一项完成，坚持不懈。2008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要编写《广东改革开放纪事》一书，记述、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年、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不平凡历程和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教训。这一研究当代广东史的项目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支持，副省长谢强华、雷于蓝先后召开有关会议研究布置，拨出专款，提供条件，解决疑难问题，参加审稿，结果8个多月完成了270万字专著的出版发行任务。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当代史研究工作带动了全省各级地方志部门。各地区域当代史研究蓬勃发展，成果不断。史志工作拓宽了编研领域，成果越来越多，发挥和扩大了史志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影响越来越大，得到社会的认同，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他们也更加重视地方志工作。2005年以后，地方志工作两次被列入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规划中；上万平方米的广东方志馆正在建设中；拨款1000多万元完成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拨款解决了60多个老少边穷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工作用车问题和现代办公设备问题等，地方志工作条件明显改善。

　　二、正确理解史志关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史志是一家，史中有志，志中有史。中国正史有二十四史，地方志书至今仍保留有8000多种，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世界独有。史志关系，有“当代修志、隔代修史”说法，地方志书为编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现代社会，各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关联、互相启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庄子有“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齐物论》）之说，意思是没有对方就不能有自己，没有我对方也不能得益。当代史编研与地方志就有这种关系，密切相关，互补互进。他们之间虽为两个研究领域，但没有“防火墙”。在文化研究中，没有排他的“中心主义”，也没有文化的“一元主义”。当代史与地方志记述有许多共同点、相切点，没有理由决然分开，应当而且能够结合开展才能互相促进、互补共进。当代史研究的时限与地方志记述的时限基本一致，历史分期基本一致，记述的问题、事件和有关人，也有共同之处。作为地方志工作者，应该熟悉区域当代史；作为当代史工作者，也应该熟悉地方志。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当代史研究与新方志编修工作，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地理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课题，出现“双轮出海，走向世界”的局面，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世界研究中国的关注点、“资料库”。要自觉打破当代史、地方志人为硬性分离的非科学做法，走科学结合、和谐结合、双赢共荣的编研之路、发展之路。这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流价值体系贯穿于区域史志工作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特别是在当前受西方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挑战时刻，尤为重要。

　　三、地方志工作者应当提高当代史的素养

　　作为地方志工作者，不但要有“志识”，还要有“史识”，特别是当代史。这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素质指标。当代史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人的知识结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地方志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地方志工作者，如果不懂区域当代史，实际上就只懂了一半地方志。第一、二轮修志，特别是第二轮，接触的资料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与区域当代史息息相关。不研究、不熟悉区域当代史，那将寸步难行，志书质量无疑也会受到影响。有一部市志稿，设立一篇“政治综述”，罗列了1949年10月以后发生在当地的较大的政治运动，其中有一节记述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有一段记述：运动中大队、生产队干部受处理461人，落选下台的4399人，占大队、生产队干部总数的3063%。斗争处理“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302名，占“四类分子”总数的66%。显然，这一记述是完全错误的。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连干部挨批斗的比例都那么高，而“四类分子”批斗的比例反倒仅占66%，是完全不可信的。这就是对当代史缺乏认知的失误，他们不了解当时社会形势。后来在审稿中提出疑问，他们认真查核，发现数字果然有误。改为：“四类分子被斗争、强迫义务劳动的4392人，占96%。”如果懂一点当代史，像这样的笔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