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65岁的胡乔木再次复出。作为中共党史专家，他对中共党史学科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有了太多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来他治史理念的新变化。而晚年他对地方史的高度关注，也促使了该史研究的新发展。

　　一、对中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一）对历史与政治关系的新见解

　　历史与政治特别是中共党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很长时期内理论界争论不休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就胡乔木而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渐趋向成熟。上世纪50年代初，他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是第一次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点来完整地叙述中共历史的。该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共党史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但这本书也存在着过分把党史作为政治宣传品这个“不免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摆脱的一些弱点”。杨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党史出现了“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现象。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我们说胡乔木的《三十年》有过分宣扬毛泽东个人的弱点，可就是这样，在“文革”中，该书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一顶顶的大帽子扣在它头上。这是把中共党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历史科学重见天日。带着亲眼目睹的历史学灾难给他内心造成的伤痛，也带着多年对历史学研究的思考，重新复出后的胡乔木就历史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

　　他说：历史科学能为政治服务吗?可以回答说不能，也可以回答说能。这就看我们怎样解释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借口有政治需要，就要求历史科学违背历史科学的真实，篡改客观事实，那样将不仅破坏历史科学，也将破坏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依靠虚假的事实，不能构成历史科学，同样也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政治。事实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不能永远被掩盖住。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活动的向导。这样做，既完成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任务，也完成了政治所给予的任务。这不但丝毫没有伤害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所应有的尊严，相反，它既增加了历史的荣誉，也增加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荣誉。如果把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为政治服务理解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临时的局部的甚至错误的需要，那就会像刚才说的，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破坏了政治本身。马克思主义要求的是科学的政治，真正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为生产关系服务的政治，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

　　那么，历史学家如何做才能做到为人民服务？胡乔木认为：可以是提出与迫切的现实问题有关的科学见解或建议；也可以是写出高水平的科学著作，开拓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能力，推动学术进步，争得祖国荣誉。胡乔木认为，在这些方面做出贡献，都是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

　　晚年胡乔木对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所作的精辟论述，相对于他上世纪50年代的观点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新的治史理念，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