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粮食为指数分析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影响比重
　　 我们仍然把农村粮食存量作为一个比较指数，这也是许多灾害经济学家考察的方法。因为：粮食在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是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是一条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这三年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第1、2项使农村粮食产量减少，第3项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先考察一下因灾减产的情况。
　　 1959—1961年全国粮食因旱灾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见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年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1959年减产粮食378亿公斤中旱灾损失约为260亿公斤见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年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1960年旱情超过1959年），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至少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以“大跃进”之前的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正常标准（1958年数字不实），1959—1961年共减产粮食12415亿公斤（未考虑年增长率，只能作为一个比较参数，不等于实际减产量）。其中，除去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8888亿公斤，其余的3527亿公斤可以视为决策错误减产。
　　 我们再来考察使农村粮食存量减少的主要因素——高征购（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所多消费的粮食，一般来讲，已包括在高征购所得之内）。
　　 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考虑到遭受灾害应当减少征购的原则，按照1957年每1114亿公斤粮食占一个净征购率百分点的比例，1959-1961年的净征购率应该为153%、1288%、132%，三年共计多征购4027亿公斤，则三年农村共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其中：因灾减产8888亿公斤占54% ，决策减产3527亿公斤占215% ，多征购4027亿公斤占245%。后两项都属于决策错误。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
　　 三年中农村减少粮食16442亿公斤，几乎相当于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数额是惊人的。但这仍然不能完全说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三年共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那么这三年实际并没有多征购，高征购政策似乎不应成为农村发生严重缺粮危机的因素。
　　 还有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值得考虑：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反右倾”后继续“大跃进”，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3月底），1959年底至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内部发行)，第336页。，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11月3日，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从理论上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存量，但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内部发行)，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上述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况且，本文只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如果加上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