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约背景对刚刚夺取新中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极为有利。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苏关系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苏两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联共(布)、共产国际曾犯下了被部分中共领导人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挥性错误，《毛泽东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1956年3月31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10期，第2-6页。但客观地看，联共(布)、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壮大在原则上是给予了积极支持，中苏两党高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保持着密切联系。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 目录1，卷宗330，第95-118页，齐赫文斯基：《中国通向统一与独立之路1898-1949》，莫斯科1996年版。 随着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令苏联方面感到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让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接受行未必适宜，而且联共(布)中央、包括斯大林本人深知该条约对中国方面的不平等性，并且表示在适当时机对该条约的有关条款加以修改。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606，《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第100-101页。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仅两个月后的12月26日就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匆忙出访苏联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但其真正用意是为同苏联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既在政治上得到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在经济上获得苏联的各项援助。苏联方面之所以此时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是因为中共在国内已经夺取全国政权，苏联无论从革命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显然希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苏联此时再也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与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双重的外交关系。栾景河：《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华政策剖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06—107页。纵观此间国际局势，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和历史教训中打消了在苏美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桥梁、“中立美国”等想法，而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丁明：《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期“一边倒”方针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97页。中共的上述做法正是处于对战后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的战略调整，而这种战略恰好符合苏联的革命利益，换言之，符合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面对战后国际社会的新格局，不仅新中国需要苏联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后盾，苏联更需要中国作为其远东的战略屏障，与帝国主义阵营抗衡。有关毛泽东计划访苏的历史，我们可以追述到解放战争时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至少三次计划访问苏联，但由于中国复杂的战争局势迫使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一再拖延和耽搁。尽管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保持的外交关系并未中断，因此令苏联方面感到棘手。从现已公布的档案文献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米高扬1949年1—2月间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涉及了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应如何确立，而刘少奇1949年6—8月间秘密访问莫斯科强化了新型中苏关系的原则，明确了毛泽东到访莫斯科的时间，即毛泽东在1949年底，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正式访问苏联。《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中苏关系档案文件选登》第9期，第27页。1949年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就其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通报。次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会谈中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计划。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希望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典活动，向斯大林亲自表示祝贺。除同斯大林建立私人联系外，毛泽东在访问期间还准备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42，卷宗19第82页。苏联方面对毛泽东此次提出访问苏联的计划给予了及时答复，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存件贾丕才：《三个十年，三种政策》，莫斯科1979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