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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问题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 2016-05-06    作者:王瑞芳    来源: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 200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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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及其局限性

  1. 1957冬~1958年春水利建设与整风反右运动的关系

  李锐认为, 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是在批判反冒进的高压气氛下动员和展开起来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吴志军也指出,这次运动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是在当时中国既定的资金约束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最优策略,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劳动力高度替代资本的方式,在乡村社会有效供给公共产品(如水利基础设施)的成功尝试,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深切关注,透射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强烈愿望。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7年第1期。

  傅作义指出,通过整风、反右、社会主义大辩论,左派战胜了右派,积极、前进的思想压倒了消极、因循保守的思想,加上各级干部进一步克服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成为农田水利建设迅速掀起高潮的重要原因。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27日《人民日报》,第3版。李葆华也指出:1957年冬出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势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合作化在农村的全面胜利,如果没有整风、反右派斗争和反浪费、反保守主义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水利建设的新形势当然不可能出现。”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6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2. 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

  傅作义将这场水利运动与1956年的水利建设高潮比较后,总结出四个新特点:一是规模大,干劲足;二是速度快,质量好;三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又多又好的经验;四是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在水利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的干部。水利部:《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27日《人民日报》,第3版。李葆华也认为,这场农田水利高潮比1955年冬到1956年春的生产高潮规模更大,出现了与前不同的新形势:“这不仅表现在农田水利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规模和声势开展起来,成为农业大跃进中的前浪,而且表现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打破了治水的陈规”。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6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吴志军对这些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全国水利工程按应有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治理低洼易涝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加8000万亩。平原地区建立起“满天星”、“葡萄串”式的水利灌溉网,山区则形成“西瓜秧式”、“长藤结瓜式”、“塘群沟网”式的水利化网络,创造出亘古未有的奇迹。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傅作义指出:“在水利建设方面,今年用四个月的时间扩大灌溉面积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全国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六亿三千多万亩,每人平均一亩水田或水浇地。”他曾做过这样的比较,“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四千年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现在四个月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相信。”傅作义:《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195827日《人民日报》,第3版。

  3. 1957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的缺点

  李葆华指出了一些缺点:在已完成的4亿亩灌溉面积的工程中, “半数以上已经发生效益,一部分在几个月以后发挥作用,一部分经过整修以后发挥作用,很少数可能由于特殊原因受到损伤和失效。”但他认为,“在这样一个几亿人民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中,个别的缺点、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李葆华:《水利运动的新形势》,1958623日《人民日报》,第2版。

  吴志军认为缺点及失误主要表现在:采用大兵团作战,劳动强度过大,简单拼体力,出勤率高,生产效率低;在跨社跨乡的水利工程中,平调劳动力;安全意识淡薄,一度出现人员伤亡;运动期间忽略或者压抑副业生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一些工程占用耕地过多,移民压力过大,遗留问题较多;由于后续建设不配套,一些工程长期未能发挥效益;有些地区照搬他地经验,忽视本地生态环境,打乱了原排水体系,加重了内涝和盐碱化。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在集体经济条件下提升农民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对解决我国水旱灾频发、扩大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吴志军:《试论1957年冬、1958年春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北京党史》2006年第1期。

  4. 大兴水利与“大跃进”的互动关系

  19586月,李葆华指出,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水利建设应当也可能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他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田水利建设的目标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发展灌溉方面,主要依靠群众性水利运动,结合必要的大中型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亿亩,这样到1962年我们将有12亿亩的水田和水浇地,约占耕地面积的70%以上,基本实现水利化,消灭普通旱灾。在水土保持方面,要求完成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到1962年将有120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控制,约占水土流失面积的80%。在治涝方面,结合大量发展水稻种植,要求完成33亿亩,到1962年共完成治涝面积42亿亩,基本上解决沥涝问题。19588月,《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指示》提出:“只要再苦战两冬两春,全国现有耕地,基本上完成水利化是完全可能的。”这实际上是对1957年冬兴修水利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水利“大跃进”的动员和鼓励。

  19618月,广东省水利厅认为:1957年冬的水利建设一马当先,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大办了大批小型水利工程以及一些中型水库工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兴起后,水利化运动普遍兴起。1958年冬转入了以河流为对象的系统治理,全面开发,大办大、中型骨干工程的新阶段。1959年冬继续反右倾、鼓干劲,有500多万人投入兴修水利的热潮,除了继续完成已铺开的大、中型工程外,又增修了大型水库8宗,中型水库37宗。在大办水利高潮中出现了许多“水利党委”、“水利书记”,广东省有16名地委书记,232名县委书记专抓水利,使水利建设成为全党全民的群众运动。《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积极办好水利建设——刘兆伦厅长在1961年全省水利会议上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266182卷。

  二、“大跃进”时期兴修水利的空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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