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中国的转型城市中，也涌现了与东欧转型城市不同的功能区，包括了促进工业经济的“高新科技发展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的专门性商品及原材料批发和贸易区，如浙江温州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海宁的皮制品市场等。

　　在商业化、等级地租规律和居住与工作单位分离等因素推动下，中国转型城市的住民生态亦进入了一个结构重组过程。社会主义的平等色彩和一体化的社会空间逐渐成为过去，出现了生活质素和潮流的空间分野，促使城市中的社会空间的隔离明显化。旧区的重建和市郊优质环境的私人屋邨的建造，也推动了居民生态的重组，印证了阶级社会的重新强化。城市高低阶层的涌现，包括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城市生态结构更形复杂，营造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和更强烈的地区政治化。

　　伴随而来的城市服务，特别是个人服务和娱乐，如大量的发廊、歌厅和夜总会，说明了在转型社会的庸俗的经济和物质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视或淡化了公益意识，这是“先富起来”式的低档个人主义的天然产物。

　　深圳案例：

　　深圳是最早及最全面地推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因此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样板和实验室，因而在中国的转型城市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深圳原本是个县，1979年设市，它包括南头、松岗、龙华、龙岗、葵涌五区，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人口358万。1980年后加添了罗湖区，并成立经济特区，位于市南部，面积共327平方公里，以强化对外开放和改革政策。在北部特区线外的面积共为1577平方公里，包括了宝安县。其后宝安县也改为市区。

　　深圳设市于1979年时的总人口约35万，GDP为196亿元。自设市后，外资对深圳的总投资占有的表面比重一直保持在15%以上(加上内资在合资企业/项目的出资和银行贷款，涉外资金的比率更高)。至2000年代中，外资比率有明显的下降，显示了“转型”已趋成熟。外资投入的行业偏向很明显，大部分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轻工业，特别是技术水平要求低、劳动密集的成衣、鞋类产品、玩具、家电等行业。外向型工业的发展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因此GDP在1985年为39亿元，1995年为843亿元，而2005年已增为4951亿元。在1985—1995年间GDP年增长率为30%—60%，在其后期，1996—2005年，仍保持在年增长率18%左右。深圳市人口的增长，亦是十分特殊，也明显是由外向型出口工业带动的，不单人口增长速度惊人，而且增长主要来自临时人口。因而深圳被称为“移民城市”和“一夜城”。1980年只有36%的总人口为临时人口，在1986年已增至45%，实际人数为40万人，几乎和户口人口相等，而比1979时的总人口为多。到2000年，临时人口更是总人口的822%，至2005年，虽稍回落至78%，实际数目为647万人，约等于当时毗邻的香港的总人口。

　　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上，深圳在过往25年也体现了前述的“转型”城市的特色。不但罗湖区出现了资本主义式的中心商务区，由于发展空间不足，邻近的福田区被开发为新的中心商务区，市中心因而出现了双中心。因应出口型轻工业的发展，深圳开发了多个工业区，高科技工业园和临海港的自由贸易区。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城市住房和商业服务走向高档化，多个自给性高、绿化好的次中心在深圳市里形成。整体而言，深圳的商业化程度很高，按交通发达度和等级地租形成了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当然，庞大的临时人口，亦导致复杂的人文问题和明显的小区的分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