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城市(1981年起)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思路，以对外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过往的中央规划经济。西方学者称这种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在前社会主义规划经济体系中逐步出现的转变为“转型经济”。一般前东欧国家，在“转变”策略上采“大爆炸”模式，它包括了三种突变：(1)由议会民主代替共产党执政；(2)由市场代替中央计划；(3)国有企业快速地私有化。然而，前东欧国家的“转型”并不成功，经济比以前更差，失业严重，政局不稳，吸引外资效益也不明显。中国不但“转型”较早，同时采取了独有的“渐进主义”或“渐进转型”，包括了维持政治体制不变，仍由共产党执政。不过共产党却大力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下放权力至地方和低层干部，促进发展型政府，虽然市场逐步取代中央规划，但国有企业仍在重要行业占领导地位。同时，政府对城市的交通、公共设施、教育，以至医疗卫生等也向市场和私人开放。新的法规和监管机构亦陆续建立，以营造市场运作的软环境。外资，特别是外来直接投资(FDI)成为大受欢迎的境外投入。自1993年起，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世界中的最大FDI接受国。外贸自由化和外资在中国境内的自由化，使外资成为自1979年以来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主要城市在功能、土地利用和城市景观等变迁的一大动力。沿海地区的不少城市，因而已逐步成为“转型城市”。约言之，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不但成功地市场化，亦依赖全球化成为“世界工厂”，提供全球市场需求的大部分成衣、玩具、手表、鞋类、家用电器等轻工业消费品。整体的经济增长，以GDP计，在整个转型期保持年均10%的高增长。有学者把中国的转型过程在图7中量化，说明自2005年起中国已成为一个“市场经济”。

　　1978年后的经济“转型”表示了毛泽东的发展模式和城市化只延续了约30年。在最近的30年，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成为新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动力。它表示了对明清新儒学自1850年以来的失望而采用的偏激模式只是在悠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小步。不过30年的“转型”仍只代表了中国对往前发展探索的延续。比对转型期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我们发现有很大的分别。

　　(1949—1981年)转型时代

　　(1981—2000年*)城市化水平低(少于20%)中(36%)城市化增长率低(年率少于2%)高(大于5%)人口机械增长受限制(有组织的)自由(以经济为目的)续表毛泽东时代

　　(1949—1981年)转型时代

　　(1981—2000年*)区域政策倾向内陆倾向沿海发展模式资源偏向FDI偏向政府功能中央计划社会主义市场城市生活水平低中等*表中数字只限于转型时代的头十年。

　　转型的中国城市体系已出现了二元结构。在“由下而上”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小城镇，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好和开放度高的沿海各省和东北三省，四川省。在其中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这些小城镇和邻近的外向型大城市紧密连接，成为三片城镇稠密的区域。在每一城市密集区内，新建的和效率高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将它们融合成为一个高度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城市经济体系，实质地构成了“世界工厂”。这三个以外向型或出口工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区域，被称为“都会经济区”，成为二元结构中大区域式的城市化发展特色。在1999年，通过了工业总产值、外国投资和出口总值的分析，证明了我国存在上述三大都会经济区。

　　除了上述的城市化特点外，转型城市在城市结构、景观和城市居民生态上，亦和毛泽东时代有明显的分别。城市的政治和行政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淡化。毛泽东时代的居住地点和工作单位的结合，使居住区和工作及行政从属结合，这个规律，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而慢慢地被打破。工作单位的非政治化也强化了城市内地区性的政治化，而地区政府，包括市政府和市内的分区政府，对本地的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也有较大的自主。在城市空间和景观上，在私有化的推动下，商业化，和对利润的追求，产生了新的二元化的城市商业土地利用和景观：在市中心出现了西方或资本主义式的中心商务区(CBD)，成为商业和高档生产性服务行业的中枢或总部的集中地，集中了金融、贸易和信息部门的产业，反映转型城市加强了的商品流通控制中心的功能。它以现代和后现代的高层商业大楼群，展现出新的级差地租规律。与此相对的另一元乃是在城市区内出现了第三世界城市中的“地摊经济”式的小商贩摊档，和在市中心边沿出现的以临时人口为主要居民的“棚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