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述，中国共产党将旧中国城市定性为“消费型”城市，而将新中国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为打造社会主义的“生产型”城市，即以工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因此，在这时期，城市亦成为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发展中心(Growth Centre)。

　　城市内的投资和发展项目皆来自中央计划安排和调拨，城市体系和行政体系紧密结合，近似传统中国。不同者乃在传统中国城市主要为周边的农业经济服务，而在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是为规划经济中的工业化服务，而城乡关系主要的是由农业和农村支持城市的工业化。一般而言，重工业集中在省会城市，地区及副省级城市多发展较全套的城市经济和服务功能，而县市集中了“五小工业”，即为农业提供农具、化肥、排灌和防洪设备等为农村服务的制造业。因此，一些省会城市扩展成为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同时，因为中国实行“自给自足”的策略，也使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在1949—1981年间，94个新建工业城市中，44个为电力工业城市，24个为钢铁工业或采铁城市，12个是采油或炼油工业城市，8个是林业城市，4个是以水电为主要产业的城市。

　　全国最大的15个城市在1981年的就业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它们城市的总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但贡献了全国363%的工业产值和1/3的国民收入。其中最大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对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为166%，单计工业总产值则是21%。它们三者对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亦占全国领先地位。

　　对城市的生产性改造，也体现为提高其基本人口(主要指工业就业)的比率和城市建设中的“骨肉关系”(“骨”指工业，即生产功能，而“肉”是指消费服务)。

　　当时的城市建设指导思想是“先生产、后生活”，即生产性劳动人口比重要高，服务人口和被抚养人口比重要低。全国最大的15个城市，基本的工业就业占总就业的528%。服务行业，包括批发与零售、餐饮、旅店和个人服务等的就业比率——一般被认为是“消费性”的，只占79%。这个“骨”与“肉”的失衡更可从这15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体现出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住房以及服务行业在1981年度的投资比率为100∶70∶43。“先生产，后生活”的倾向，造成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和对城市劳动力的不公。当时，15个特大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4平米。“后生产”的倾向亦导致城市公共交通不足。如在1981年，这15个城市每万人口只有公共巴士232—651辆，和亚太区同类城市的每万人10—26辆比相差很远。

　　不过这15个城市，有75%就业人口被雇用于教育和医疗这两类服务，比率远远比亚太地区的同类大城市高，反映出这15个特大城市在它们所处的区域的中心地功能。以高等教育而言，北京、天津的招生是面向华北和东北地区，甚至是全国的。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中心功能，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仍然在这些方面被保留下来了，并在计划经济中得到强化。

　　(三)“城市区域”(CityRegion)

　　自1958年起，为了逐步消灭“三大矛盾”，以及使城市的副产品能从周边地区得到供应，国家将很多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行政范围扩大，以包括周围的郊县，形成新的以城市为核心的行政单元：“城市区域”——周边纳入市政府的直接管理的县，名为市辖县。此外，这些特大城市亦可以从其核心区疏散过密的工业和常住人口。同时，市辖县亦可得到就近的城市市场，和从城市取得化肥和农机等农用生产要素的供应，在上述15个特大城市中，只有哈尔滨没有市辖县。

　　因此，我国特大城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新型的同心圈层体系，它包括了大小不同的城市聚落和农村(见图4)。市，或核心市，有一个外围的以工业和附属居住区组成的郊区工业组团(或卫星城市)带。这些都是以工业为功能，附以自给的服务性功能。在其郊区，农村景观很浓，它们主要是城市的蔬菜及农副食品，如牛奶、肉类食品、蛋等的生产和供应基地，亦是主要的环城绿化带。市辖县形成远郊，除了县城和镇所在地外，城市化比率很低，图5中南京的例子，则只有65%。市辖县的城市聚落，成为整个城市区城“城市体系”的第三层。远郊不但是核心市的主要食品来源，同时亦是多数“下放”干部接受劳动和“再教育”的地方。

　　“城市区域”将城市及周边农业腹地以行政方式结合为一个经济和生态体系，将城市与农村的隔膜打破，形成一个互补和积极性的城乡关系。虽然在性质上，与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心性服务不同，但我国传统上的城乡一体和互补的城乡关系，因而亦在毛泽东时代以这特殊形式体现。同时，一如在旧中国，城市概念是一个大单位概念，因为在明清时，苏州往往就包括了整个苏州府而不单是城墙内的苏州城。

　　(四)社会主义时期的空间结构

　　除了跟随新政府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外，毛泽东时代的城市还受到苏联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影响。这可体现于1975—1980年间，北京各次规划大纲里的要点：

　　（1）重视基本人口和非基本人口的规划。两者比例为1∶1；

　　（2）采用严格的土地利用标准：

　　* 工业用地——每千工人7公顷；

　　* 居住用地——每人100平方米；

　　* 服务行业用地——每千人10公顷；

　　* 高等教育用地——每千学生10公顷，另加每教职工150平方米；

　　* 全市用地——人均147平方米。

　　此外，城市发展被严格地控制在“规划市区”范围之内，并作紧凑的同心圆布局。1986年，“规划市区”约等于全市(包括市辖县)面积的45%，但其人口为全市的82%。在其范围内有全部的全国性和市属行政单位，全市90%的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规划市区”内的建成区，主要由旧城和八大郊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