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突破了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断语，突破了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经济而必须实行计划经济的观念。这一发展之路形成所遇到的传统观念障碍是巨大的。基于实践发展要求，经历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有两种经济的论断、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中共十四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探索，逐步突破了传统观念的约束，解决了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调节的问题、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手段的问题、选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调节问题的解决

　　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依据。陈云对社会主义排斥市场调节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并经历了由政策主张到理论判断的过程。

　　陈云的这一挑战，起于1956年提出实行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政策主张。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调节，把市场搞得很死，由此导致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等现象。负责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发现这一问题后，针对成因及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后果的判断，提出了实行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新的政策主张。1956年8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的关于工商业改造的组织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分析指出：“商业方面是国家一家垄断。这种垄断商业，过去用来对付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就不适应了。不要商业，工业就要停产。苏联十月革命后，市场完全死了。我们今天也把市场搞得很死，若不注意解决这一问题，天下就会大乱。”陈云有针对性地分析指出：“一九五三年以后，对工业实行统购包销，商业自上而下派货，农产品独家收购，市场管理很严格，带来了消极因素。主要是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这种消极因素过去就有，现在应该取消。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页。陈云还明确了提出市场调节的领域。同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把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新经济体制构想的组成部分。

　　1979年3月8日，陈云在所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中，基于国内外实践的经验教训，再次向社会主义排斥市场调节的观念进行了挑战。陈云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篇文献中，陈云肯定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设想，旨在强调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存在的问题，指出：“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陈云进一步明确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陈云不仅坚持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政策主张，还对其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论断。陈云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应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陈云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论断，除了实践发展的需要外，还因为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忽视市场调节与忽视价值规律之间的关系。陈云指出：“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为此，陈云尖锐地指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6页。

　　陈云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论断，尽管强调计划经济是基本的和市场调节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对市场调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理论判断，解除了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调节的理论束缚，解决了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调节的问题。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论断《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8页。，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基于这一理论发展，这次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二、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手段问题的解决

　　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手段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长期内东西方在社会主义实行计划调节和资本主义实行市场调节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的观念。

　　我国在市场调节姓“社”或姓“资”的问题上，在认识上经历了国家统一市场下的自由市场、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社会主义与市场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轨迹。

　　陈云早在1956年就敢于提出实行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政策主张，是因为提出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概念，以此解决了作为补充部分的自由市场的姓“社”姓“资”的问题。这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尽管如此，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场调节的姓“社”姓“资”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实行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主张与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悖而遭受排斥，自由市场与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一起被称为“三自一包”，仍然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遭到严厉批判。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中，再次强调市场调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有益补充的作用，指出：既掌握了政权，又有了计划经济，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基本上是无害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

　　实践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容的问题。邓小平一步一步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邓小平先是作出两者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回答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还分析指出：“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在此时，邓小平仍然没有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区别开来，而只是明确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将其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学习。在实践的推动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长期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当做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一论断解决了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手段的问题。在这一论断下，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三、选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解决

　　我国是选择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是选择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必须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中共十四大在“市场经济”之前加了“社会主义”4个字，即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抉择承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及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压力。新自由主义是传承古典自由主义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两者都以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的假设（或者说是信奉市场万能）为基础。基于这种假设，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都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不同的是因为所处的阶段不同，古典自由主义是服务于自由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则是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万能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随之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使资本主义世界步出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但70年代末至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又使其陷入困境。鉴此，新自由主义则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修改而成为新的药方，到90年代则进一步形成了被视为政策性宣言的“华盛顿共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华盛顿共识”药方而选择了资本主义，拉美国家也接受这一药方而进一步推进市场化。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任仲平：《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抉择——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20周年之际》，201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这些都给我国市场经济的选择构成了极大的压力。我国经受住了如此国际环境的压力，也没有为有着华丽外表的“华盛顿共识”所迷惑。

　　中共十四大作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是对我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及偏差的校正。在经历计划经济下一统就少、越少越统的恶性循环历史后，改革初期局部放开市场的改革获得极大成功，致使人们期望完全放开市场。在这种思维下，我国也曾一度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进行改革。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告诫和批评，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陈云还进一步说：“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说过，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1988年试图通过“价格闯关”来终结价格“双轨制”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不符合社会主义国情，在实施中引发恐慌，“抢购风”席卷全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198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达188%和1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中共十四大作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以坚持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邓小平南方谈话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也就进一步强调了市场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这与同期俄罗斯将市场化作为改革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既然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手段，就不能因为实施市场经济改革而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市场手段的应用就应当服务和服从于邓小平南方谈话所指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旨在“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如此，至今尚有人片面甚至有意识地断章取义地解释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只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无视经济手段要服务和服从于社会主义这个目标。

　　中共十四大作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解决了选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

　　根据上述对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第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开辟，不是主观意志的选择，而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第二，在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这一问题上，陈云所做出的第一次理论突破和邓小平所做出的第二次理论突破，两者所解决的问题不同，不是一种对立、否定、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历史逻辑关系。第三，我国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解决了这条发展之路中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解决了即社会主义要不要市场调节的问题、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引入市场手段的问题、是选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才完整地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四、突破与创新

　　我国在开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进程中，所构建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突破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调节的观念，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这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改革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而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共十七大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度肯定，也强调了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第二，突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容的观念，创造性地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228页。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企业已成为产权清晰、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而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进而检验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相容的。

　　第三，突破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对立的观念，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开辟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共十四大在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还指出“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中共十七大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我国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解决单一计划经济的问题，又可以避免单一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当然，这仍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的问题。

　　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的阶段性实践证明，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从国际上看，俄罗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进行的改革，其结果不是使重工业优势地位得以强化，反而是去工业化，庞大的重工业体系遭受解构，不得以选择和实施资源大国战略，依赖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实现经济增长，这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荷兰病”问题，进一步抑制了其工业的发展；拉美国家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其实施控制和收益索取，在较长时期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如愿了，实现了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目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美丽陷阱的诱惑，我们应当看清其实质。即便是向全球输出“华盛顿共识”的美国，也因为政府对经济缺乏应有的管制，导致雷曼兄弟公司于2008年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加剧的形势下破产，进而引发世界金融危机，也验证了新自由主义是不可行的。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我国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战胜了2003年的“非典”，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成功地重建家园，经受住了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并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10年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彰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外学者正视这条新的发展之路及所提供的经验，将其概括为第三条道路、“北京共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