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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察北鼠疫”应对及其启示
发布时间: 2015-06-30    作者:徐轶杰    来源:国史网 201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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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疫,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急性传染病,长期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据不完全统计,从1644~1899年,我国共有13个省(区)的202个(市、旗)发生过鼠疫流行,鼠疫发病人数144万余人,死亡137万余人。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和中央政府的孱弱致使社会动荡、防疫失缺,鼠疫达到了有记载以来的最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中国发生了五次鼠疫大流行。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50年间,全国共有20个省(区)的501个县、旗(市)流行鼠疫,发病人数达1155584人,死者达1028408人。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随着新时期以来社会的不断进步,学者们逐渐开始了当代中国防疫史的研究。黄树则、林士笑编,《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近年来关于建国初期“察北鼠疫”的研究也逐步开展,但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关于“察北鼠疫”研究的论文有:李飞龙、王小莉:《危机与应对——以1949年察北鼠疫的防疫为例》,《平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李洪河:《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艾智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疫网络与社会动员——以1949年北京市应对察北鼠疫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3期;王冠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应急资源整合机制——以1949年北京市防控察北鼠疫为例》,《城市问题》2011年第3期。这些研究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借鉴。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地方文献、新解密档案,从灾害学的视角现代灾害学将灾害过程分为孕育和潜伏期、爆发和持续期、衰退和平息期等三个主要阶段。针对灾害的不同过程,灾害管理过程则分为预警防御期、救治期和善后学习期。重新梳理1949年“察北鼠疫”的爆发发展以及各级政府的应对策略并发掘其意义。

  一、“察北鼠疫”的爆发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北方的主要鼠疫疫源地之一。1949年7月中下旬,内蒙古察哈尔盟正白镶白联合旗正白镶白联合旗于1956年改名为“正镶白旗”,参见国务院秘书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34号,第910页。乌宁巴图的前音图浩特发生人间鼠疫,相继有4人因腺鼠疫死亡。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内蒙古通辽市政协文史委,2008年(以下简写为《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第292页。当地牧民缺乏医学知识,既没有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深埋尸体。当地以放畜牧为生人群居住分散,没有引起大规模爆发,也未引起当地主管部门的重视,错过了此次灾害的预警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前音图浩特位于我国鼠疫疫源地南缘,又处于农牧分界线上。向南15华里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察汉崩崩村。察汉崩崩村全村居民84户,400多人口,人口相对集中。察汉崩崩村村民经常以米面换取前音图浩特牧民的毛皮。毛皮易受携带鼠疫病菌跳蚤的污染。于是疫情开始蔓延。8月13日,察汉崩崩村出现了第一例鼠疫病例。由于当地正在忙于秋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也未上报。这就进一步推动了疫情的恶化。鼠疫在村中蔓延,先后有11人相继发病身亡。更严重的是,鼠疫病毒发生了更加危险的变化。9月底前,察汉崩崩村的鼠疫还属于腺鼠疫。10月3日,该村出现了第一例肺鼠疫病例。与主要通过鼠蚤叮咬传播的腺鼠疫不同,肺鼠疫通过飞沫借着空气传播,危害性更大。10月7日相邻的龙王庙即出现肺鼠疫病例,此次疫情进入爆发期。《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第293页。

  至此龙王庙区领导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察汉崩崩村实施封锁,对病人进行隔离。但是疫情的发展超出了当地政府的控制能力。由于缺医少药和人手缺乏,封锁引起了察汉崩崩村民的恐慌,出现逃亡现象导致疫情的进一步扩散。该村大多由察哈尔移民而来,逃疫村民大多向该省逃亡。《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第294页。10月13日起,察汉崩崩村的逃疫村民开始先后到达了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六区北沙城村、南井沟村、李占地村,与当地居民发生了接触。这3个村子随即爆发鼠疫,先后10余人发病相继死亡。康保县政府立即汇报了情况。10月18日,郎宝信同志率领察哈尔省医疗队赶赴康保县灾区,并经察哈尔政府向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灾情信息,请求援助。《康保县卫生志》编委会:《康保县卫生志》,《康保县卫生志》编委会,2010年,第293页。至此,这场鼠疫从内蒙古地区扩散到了察哈尔省的察北专区,“察北鼠疫”爆发。

  二、“察北鼠疫”的紧急应对

  面对严峻的灾害,康保县于10月19日成立防疫前线指挥部,由县政委高介臣、县长曾光、县武委会主任安修杰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防疫抗灾。当天,察哈尔省发生鼠疫的消息也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异常重视疫情的发展,要求察省号召全省党、政、军、民一致动员消灭鼠疫,并电令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火速派防疫大队二中队到京赴察扑灭灾情,《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第299页。急调在北京的察哈尔军区司令王平率领第六十八军对疫区开展封锁。《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424页。10月24日,察哈尔防疫委员会成立,对疫区组织封锁,开展防疫卫生工作。

  但是,疫情进一步扩大。10月23日,张北县城外25里的馒头营村出现3例疑似鼠疫病例。《鼠疫侵袭察北察省紧急防治张苏主席亲往疫区布置东北防疫队赴察北》,194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第4版。10月25日,一位察汉崩崩逃疫村民的尸体在距张家口北16里的地方发现。第二天,张家口有四人因病死亡,疑似鼠疫病例。《华北局发出通知 紧急防鼠疫 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 京津各机关应作有效准备》,194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种种迹象表明,鼠疫已经进一步扩散。鼠疫肆虐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着新中国的首都,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从灾害学角度看,灾害救治期分为紧急应对、持续救灾两个阶段。紧急应对阶段是灾害管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决策机构根据掌握的第一手情况,迅速明确救灾目标,整合资源采取措施,截断灾害链,限制灾害范围,降低灾害规模,减少灾害损失。

  随着疫情的恶化,中央最终决定由中央出面整合各方资源,协调一致应对“察北鼠疫”。10月27日晚8点30分,董必武代表政务院主持了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副总理都出席了会议,到会的还有彭真、聂荣臻、滕代远、刘澜涛、陆定一、罗瑞卿、李德全、胡乔木、唐延杰、贺诚、苏井观、杨奇清、张友渔、薛子正、朱琏等。会议听取了卫生部、察北地区卫生部门关于疫情的汇报,分析了疫情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的救灾目标,并通过如下决议:(1)严密封锁交通,为防止鼠疫蔓延之关键。责成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赶调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进行封锁。并决议在张家口至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京绥路南口至张家口,张家口至大同段,铁道部已下令即日起停止通车,公路及人行路均在封锁之列。(2)赶调医疗防疫人员与药品加强疫区防治力量,卫生部已电令东北赶调东北全部防疫队与疫苗200万人份入关,星夜赶赴疫区工作,并动员京津医务卫生人员参加防疫运动,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药苗。(3)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动员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电影,并组织各种宣传队,广泛展开宣传。(4)确定立即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经董必武提议,任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为主任委员。最后会议决定中央防疫委员会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组成,由董必武亲任主任委员并总负责。《董必武传》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页(以下简写为《董必武传》下册)。

  防疫会议结束以后,中央防疫委员会立即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建立经常办公制度,并在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旧址内办公。《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 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 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由董必武负责》,194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建立确立了党中央对抗击“察北鼠疫”的领导机制,更有利于跨越各行政区、各系统整合抗灾资源。

  10月28日上午9点,中央防疫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委员会议,提出了在两个星期内遏制鼠疫蔓延趋势的目标,并对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架构进行了相应安排。《记苏联专家及防疫队去内蒙防治鼠疫》,194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会议决定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四个部门,分别是:封锁处,由聂荣臻司令员负责;防疫处,由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负责;宣传处,由新闻总署负责;秘书处及主任办公室,由华北大区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负责。为了便于各地各部门之间及时了解疫情沟通情况,中央防疫委员会特别刊印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简报》,确保了各地区各系统之间信息的整合。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教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这一体系能有效地斩断灾害链、遏制疫源、发动群众,成为我国日后灾害管理的经典模式。

  会后,随即各地相继以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架构为基础成立了各级抗灾防疫组织。10月28日,北京市成立以聂荣臻市长为主任,张友渔副市长、卫生局张文奇局长分任副主任的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在市防疫委员会下“以区公所为中心组织区分会”,“以各派出所的行政区为单位组织支分会”,“以原有居民小组为单位组织若干卫生防疫小组”。《北京市防治鼠疫工作计划草案》,1949年10月30日,北京市档:135-1-40。察哈尔省各系统先后成立由各负责人组织的灭防疫委员会,统一筹划与指挥防疫灭疫工作。11月1日,唐山市成立以李一夫市长为首的唐山市防疫委员会。11月4日,天津市成立以黄敬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并公布《天津市防疫委员会1949年预防鼠疫暂行办法》。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区分会和居民卫生防疫小组,各地各级防疫委员会的建立为成功应对鼠疫提供了组织基础。

  各级组织建立后,资源整合如何发挥最大效力则成为当务之急。董必武电令华北、东北、内蒙古各省区,立即抽调医务人员成立防疫队赶赴疫区。各地先后组织了数十个防疫队,347名医务人员进入疫区。《董必武传》下册,第686页。为了便于协调,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10月30日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已抵张垣(张家口的旧称)的军委卫生部防疫人员及东北、华北联合防疫队共80余人组成;第二大队由东北防疫队、内蒙古防疫队、华北大学防疫队、河北省军区与河北省政府卫生厅合组的防疫组以及丰台兽医学校共150人所组成,第三大队由华北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华北人民政府防疫队、第一助产医院等240余人组成。《中央防委会集中大批医务人员 组成强大防疫总队 一二两大队已驰赴察北 广泛防疫宣传即展开》,194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5版。中央防疫总队一经成立,当天就派出了第二大队赶赴张家口扑灭鼠疫,并加紧对第三大队的防疫培训以作为预备队。

  疫苗是预防鼠疫的主要技术手段,但是当时中国的疫苗产量有限,疫区人口众多,疫苗生产远远无法满足防疫的需要。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亲自向斯大林发出电报请求苏联支援。在10月28日致菲里波夫同志(斯大林的代号)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请求,苏联政府“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还请求苏联派出防疫队以支援防疫工作。毛泽东:《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给斯大林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苏联政府也紧急响应,派出罗果金教授为首的防疫队并命令已在归国途中的马意斯基防疫队立即参加抗击“察北鼠疫”的斗争。

  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紧疫苗生产,大部分职工主动加班并展开劳动竞赛,产量由30万公撮(即毫升)增加到31日的51万公撮。《天坛防疫处装制菌苗超过计划正添置设备扩大生产》,194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4版。11月5日,天坛防疫处提前三天完成赶制第一批疫苗的任务,可供110多万人使用。《天坛防疫处首批疫苗 足供百万人使用职工废寝忘餐提前三天完成任务》,194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第5版。这些疫苗一经检测合格就直接被运往“察北鼠疫”斗争的第一线。

  在疫苗抵达疫区后,在防疫队和当地防疫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始了大规模防疫注射。截止11月5日,张家口市民已有13000余人接受了防疫注射,其余正在继续接受注射。张市东南25里发现疫情的吉间房村居民已全部注射。《政务院举行四次会议董副总理报告疫情会议并听取各部》,194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第1版。同时,在北京也开始了防疫注射工作。防疫注射提高了疫区人民对鼠疫的免疫能力,从而有效地阻止了鼠疫的传播,为遏制鼠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实施封锁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唯有如此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斩断灾害链。铁道部已经奉政务院令自10月27日下午起,隔绝京绥铁路交通。南口至张家口间与张家口至大同间客货列车一律停止。《隔绝京绥路交通铁道部规定停车处理办法》,194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第2版。京绥线北京包头间421、422次列车,北京张家口间423、424、425、426次列车停运。《京张京包间 六班列车停运 预防鼠疫传染》,194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央防疫委员会扩大了交通封锁的范围,封锁了大同至丰镇的交通。《鼠疫延及集宁中央防委会作紧急布置封锁大同至丰镇间交通》,194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第4版。

  同时,各地依据本地的情况实施了封锁和检疫。疫区察北地区提出“将死人及其病中接触物品完全烧毁;对病疫流行村严格封锁,建立绝缘地带,与外界割绝来往,不使一人漏逃外村,并严格检查户口与行人,实行村与村,户与户联防,互相检举并保证不接触外村人,不准留外村人住宿。”《华北局发出通知 紧急防鼠疫 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 京津各机关应作有效准备》,1949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第2版。

  北京市属于接疫区,与疫区毗邻,尚未受到鼠疫侵入,提出了检疫与封锁并举的方针。10月27日,北京市卫生局得到张家口一带的疫情报告后,即组织了6个检疫组,分别到西直、永定、朝阳三城门以及前门、两车站和通州镇大桥等地,进行检疫工作。11月3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自西郊东坝镇到北郊琉璃渠建立封锁线,并在东郊及南郊、通县、长辛店、丰台等区建立检疫站及隔离所。”11月8日,东自东坝镇,西至门头沟峰口安长约100余里的郊区封锁线建成。此外,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又在清河镇、清河车站、西北旺、东坝镇、立水桥、下清河、三家店、门头沟等地设立了8个检疫站。《北京市鼠疫预防暂行办法》,1949年11月2日,北京市档:135-1-40。随后,北京市设城门检疫站14处,利用城墙构筑了城区封锁线。各封锁线除由当地群众和公安人员担任封锁外,同时由部队抽调5个排的兵力负责郊区封锁线的封锁。《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的初步总结报告》,1949年12月,北京市档:135-1-36。与此同时,对于货物的处理也有序展开。根据防疫要求,南口、西直门间各站互相发行之行李包裹及货物,除毛皮类、破旧及肮脏易于传播病菌之物品停止办理外,其他物品均须受检疫所检查施行消毒后,方可受理。另外,铁道部还指令南口、西直门间各站员工,对于该区内运行之客车车内、便所、洗面所、乘降台以及各站的候车室,均须施行严格的消毒。《北京南口间归绥包头间 火车照常行驶 旅客须有防疫注射证方准购票》,194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第4版。

  在展开封锁的同时,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普及鼠疫防治知识,引导群众正确面对鼠疫。从10月27日登出第一篇“察北鼠疫”的消息起,《人民日报》陆续登出一系列命令、消息和文章,10月28日为4篇,29日为12篇,30日为9篇。

  11月1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正式发出“开展防治鼠疫宣传”的指示,要求“各地防疫委员会宣传部门与防治部门应密切结合,在进行防治工作同时,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可能运用的宣传形式,进行防治鼠疫的宣传动员工作,使社会各阶层人民认识鼠疫的危险性,提高警惕性,进行各种防治鼠疫的措施;在宣传动员同时要防止引起社会仓皇失措和恐慌不宁的情绪,说明鼠疫固然可怕,但是好好预防,就可以彻底扑灭。因此抓紧宣传教育,解除群众的各种顾虑及迷信观念等,提高全体人民对防疫的科学知识,展开群众性的防治鼠疫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各地防疫委员会在接到宣传指示后,应立即进行宣传工作布置,并将工作情况,随时报告本会。”《中央防委会发布指示开展防治鼠疫宣传内蒙防疫队赴病疫发源区检查》,194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第4版。随后,在北京的各大影院开始陆续免费放映鼠疫防治宣传电影,东北电影制片厂赶制《怎样预防鼠疫》等13部教育影片迅速与公众见面,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防疫影片免费放映》,194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4版。群众出现了争看防疫电影的情景。《争看防疫教育片第一天三万人登记免费放映场所又增两处》,194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11月1日起,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在《人民日报》辟专版发布有关鼠疫预防的一般常识并加紧刊印宣传图画。另外,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自11月1日起起与华北五省广播电台联播防疫常常识。《中央防委会集中大批医务人员组成强大防疫总队一二两大队已驰赴察北广泛防疫宣传即展开》,1949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第4版。

  在多重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察北鼠疫的蔓延得到了明显的遏制。到11月4日,察哈尔省鼠疫已没有扩大趋势。《封锁成效显著察北疫情近无变化仍有漏洞正追究》,194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11月5日,在政务院第四次会议上,董必武汇报了防治鼠疫的情况,指出据疫区报告,已查明因鼠疫而死亡者共67人,其中自27日迄今仅为11人,鼠疫已有停止蔓延和缩小的趋势。《政务院举行四次会议董副总理报告疫情会议并听取各部门报告》,194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至此,党领导下的抗击“察北鼠疫”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三、“察北鼠疫”的持续救治

  随着鼠疫蔓延趋势的停止,“察北鼠疫”斗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也就是灾害学中所讲的持续救治期。持续救治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紧急应对阶段的成果基础上,尽快使灾害终止并尽量减少损失。

  11月5日后,各地仍然坚持了紧急应对阶段所采取的应急措施并与鼠疫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各地继续坚持交通封锁政策,并对封锁不严格地区提出公开批评。11月7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防疫标语口号”,提出了“预防鼠疫,人人有责”、“快去打鼠疫预防针”、“捕鼠灭蚤是消灭鼠疫的办法”、“大家想办法捕鼠、灭蚤、防鼠疫”等15条防疫标语口号。这些口号内容实用、表意直接、容易记住,很快出现在大街小巷,进一步扩大了宣传动员的效果,促进了鼠疫防疫工作的开展。

  在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张家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展了捕鼠灭蚤运动。以北京为例,11月10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布《捕鼠灭蚤须知》,清洁和捕鼠灭蚤运动正式开始。《捕鼠灭蚤须知》,194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第4版。在充分的宣传动员基础上,广大群众充分参与贡献力量和智慧发明了多种捕鼠方法和捕鼠工具。截至11月24日,北京市共捕鼠42231只。灭蚤工作也有序进行。各机关、工厂、学校、监狱、住户等都被动员起来,用撒石灰、喷DDT、撒热灰、晒被子等方法进行灭蚤。《京市捕鼠第一期已结束》,194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与此同时,防疫注射也继续进行。据统计,张家口市截止到11月10日全市16万居民中已有13万人进行了防疫注射。《防治及时 封锁严密 察北鼠疫停止蔓延 张市注射完毕将大规模捕鼠》,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4版。北京市进行了199万人次的防疫注射。《北京市各区人口与鼠疫预防注射人数比较表》,北京市档:135-1-36。捕鼠灭蚤运动和防疫注射的同时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各个城市居民的防疫能力,有利于尽快战胜“察北鼠疫”。

  另一方面,针对交通封锁造成了城市供应困难,给维持承灾体的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人民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增加了粮食供给并严惩了投机商。京绥铁路中断后,一些投机商人看到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北京出现了粮食价格暴涨的现象。以11月12日的天坛面粉为例,粮食公司在市场批发价每袋24万元,而商人竟抬至4万元左右;粮食公司零售店伏地小米每斤270元,玉米面每斤230元,而商人零售是小米每斤700元,玉米面每斤1000元,价格相差已超过一倍甚至二三倍。《稳定人民生活制止物价暴涨 京市府接受人民要求究办粮食奸商十六家 限令各该商号按八日价格售粮给市民》,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北京的粮价波动不仅给北京居民的生活带来困难,严重影响了抗击“察北鼠疫”的斗争,而且给全国稳定物价工作带来困难。在屡次劝说无效后,政府最终决定干预粮价。中财委主任陈云指示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亲自交代:“你坐镇沈阳,东北必须每天发一列车的粮食到北京,由北京市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真有粮食,粮价不能涨,使奸商无隙可乘!”吕克白《实现全国财经统一的重大决策》,见《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8页。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米价逐渐回落。同时,北京市政府对不顾人民死活哄抬粮价的16家奸商进行了严惩。《稳定人民生活制止物价暴涨 京市府接受人民要求究办粮食奸商十六家 限令各该商号按八日价格售粮给市民》,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第1版。

  与此同时,通过对紧急应对阶段后半期的典型病例(即家中人口多,但只有一二人患病或死亡,其余安然无恙)进行病理解剖,中央防疫总队发现鼠疫病菌发生了变化,张家口市附近的鼠疫已经由肺鼠疫转变为扩散能力相对较弱的败血鼠疫。这一结论后来得到苏联专家的肯定。李印文:《建国初期张家口防疫纪实》,《党史天地》1999年第4期,第48页。以此一结论为基础,中央防疫总队建议将交通封锁的时间缩短两天,结束时间由11月18日改为16日。《记苏联专家及防疫队去内蒙防治鼠疫》,1949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5版。根据此一建议,中央防疫委员会呈请政务院批准,自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南口段铁路交通,获得政务院批准。自11月16日起,中央防疫委员会撤除察南的部分封锁线,恢复京绥铁路通车。《中央防疫委员会呈请政务院批准京绥路恢复通车察北防疫封锁线部分撤消鼠疫尚未根绝仍应严格检疫》,194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2版。

  在抗击“察北鼠疫”的持续救治期,各级政府不仅严格执行紧急应急期的各项措施,而且进一步展开免疫注射、捕鼠灭蚤运动、稳定粮价、探究疫源,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自11月5日起,再没有一例新增的鼠疫病例出现。至此,党领导的抗击“察北鼠疫”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至12月中旬,各地相继解除了封锁人民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四、“察北鼠疫”的善后学习

  “察北鼠疫”来势凶猛,危害巨大。由于科学决策、措施得力,党领导的抗击“察北鼠疫”的斗争最终局的胜利,这场斗争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提供了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经验和启示。

  灾害管理的第三个阶段善后学习,就是指灾后通过对灾害事件的学习,不断提高抗灾减灾能力的阶段。“察北鼠疫”后,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及时总结了“察北鼠疫”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若干防疫救灾的原则并建立了相应机构。

  首先,在吸取“察北鼠疫”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预防为主”的原则。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联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口号。“预防为主”原则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涂通今、高恩显:《关于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确立和实施的历史回顾》,《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第2页。

  其次,探究鼠疫源头,明确防疫方向。1950年,卫生部派出多批防疫员寻找“察北鼠疫”疫源地,并最终确认内蒙古察哈尔省的布尔德庙为鼠疫疫源地,更正了先前认为察汉崩崩村为疫源地的判断。《参加察蒙鼠疫防治工作中的见闻》,《科学通报》第2卷第2期,第190~192页。这一判断明确了鼠疫疫源地的方向,为防疫工作赢得了空间和时间。

  第三,建立组织,确立机构。“察北鼠疫”的应对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各级防疫机构。这些防疫机构在抗击鼠疫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灾后,大部分防疫机构得以保留,尤其是基层卫生小组成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的重要基础。《首都防疫成效卓著创立永久性卫生工作基础提供大城市防疫工作经验》,1949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3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切实预防内蒙古及察北鼠疫,决定在张家口市成立察蒙鼠疫防治所,任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内蒙古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胡尔钦兼该所所长,察哈尔卫生局局长江涛兼副所长。该所下设流行病学科和检验科,及租银地、康保、绥远等三个防疫站(各附设隔离所、检验室、检诊队等),并设巡回防疫大队一队及隔离医院一所。在东起多伦、西至归绥,北起锡林郭勒盟南端,南至张家口市的广大地区开展鼠疫防治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筹建察蒙鼠疫防治所 切实预防内蒙察北鼠疫再起》,195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第3版。防疫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大江南北逐渐建立起来。1949年中国仅有卫生防疫站11个,截至2009年,中国卫生防疫院(所、站)1291个,疾病控制中心3536个。《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来源:卫生部网站,网址: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10/index20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6月13日。

  通过学习“察北鼠疫”的经验,我国确立了预防为主的原则并建立了相应的机构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此后,鼠疫在中国逐渐受到控制:50年代初南方鼠疫得到控制,50年代末东北三省和内蒙古鼠疫得到控住,1981年全国只发生1例腺鼠疫并治愈,1984年则首先出现了全年全国无鼠疫病人的程度。与近代以来鼠疫肆虐相比,汲取“察北鼠疫”经验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鼠疫防治工作取得的巨大的进步。

  五、“察北鼠疫”应对的现代启示

  1949年的“察北鼠疫”不仅为中国的鼠疫防治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也对中国抗灾减灾事业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首先,建立高效的灾害应对机构是成功应对灾害的组织保障。

  “察北鼠疫”应对中,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地方各级政府相应成立了各自的防疫委员会,各村、街道纷纷成立卫生小组,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每一个群众的卫生防疫系统。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封锁、宣传、防疫、秘书各处,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教三位一体的防疫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以有效地应对灾害。这一组织体系成为我国抗灾救灾的经典模式。

  其次,充分的信息沟通是成功应对灾害的信息保障。充分的信息沟通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防疫系统内部的信息沟通。应对“察北鼠疫”过程中,庞大的防疫体系的建立,一旦信息不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中央防疫委员会迅速刊印了《中央防疫委员会简报》并确立了疫情日报制度,使得防疫系统内部信息沟通顺畅准确,为成功抗灾奠定了基础。其二,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察北鼠疫”发生初期,在疫区谣言四起抢购成风,出现了恐慌现象。比如,在康保县城有谣传说葱蒜可以预防鼠疫导致县城的葱蒜被迅速抢购一空。有人说喝酒可以预防鼠疫,不喝酒的也开始喝酒。向安:《一九四九年康保县鼠疫的发生与扑灭》,《康保文史资料》第1辑,政协河北省康保县委员会1985年,第25页。面对严重的灾情,中央政府并没有回避和丝毫隐瞒而是在《人民日报》明确刊出察北专区的求援电报,并随后辟出专版每日看出疫情信息、介绍鼠疫防疫知识和经验。从10月27日至12月20日,《人民日报》共有137篇“察北鼠疫”的相关报道和鼠疫知识介绍文章,其密度之高前所未有。同时,利用广播、电影等当时最先进的大众传媒手段普及防疫知识。这样做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反而使群众通过获得科学知识,理解了中央的各项防疫政策、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并积极地参与疫苗注射、捕鼠灭蚤等运动。

  第三,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成功应对灾害的社会基础。

  “察北鼠疫”的空间范围广,从内蒙古至察哈尔到河北再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仅疫区封锁就牵扯到千万人口。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要想成功应对“察北鼠疫”是难以想象的。新中国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人民群众全面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奠定了政治基础,充分的宣传教育工作为群众积极参与应对“察北鼠疫”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充分宣传的基础上,群众积极参与捕鼠灭蚤和城市卫生运动。据统计,截至12月13日,仅北京市共捕鼠66044只。《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的初步总结报告》,1949年12月,北京市档:135-1-36。在这些运动的促进下,城市卫生水平迅速提升,消除了鼠疫蔓延的条件,有效地斩断了灾害链,提高了各地抵御鼠疫的能力。在党领导下,各级政府充分发动群众科学地开展抗灾救灾斗争是我国抗灾救灾的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党领导的抗击“察北鼠疫”斗争是新中国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抗击“察北鼠疫”斗争过程中,新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及时反映果断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科学决策订立目标,充分宣传发动群众,最终战胜了肆虐的灾疫,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给后世提供了值得借鉴学习的榜样,其示范指导作用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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