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党。纯洁党的组织是此次整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检验此次整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清理“三种人”“三种人”即指：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是纯洁组织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此次整党发生“左”的错误和其他不利影响，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公开宣传力度不大，外界也因此对此了解不多。实际上，清理“三种人”的工作既复杂又艰难，成效显著。本文以石家庄市整党资料为主，同时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整党实践，对清理“三种人”的背景、过程、影响等试做简单的梳理。

　　一、清理“三种人”的背景及大致过程

　　（一）清理“三种人”的背景

　　“文革”是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在这场内乱中，不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帜混入了党内和各级革命政权，党的各级组织因此失去了纯洁性。“文革”结束后，新中国逐步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必须对“三种人”进行清理。

　　第一，摧毁“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需要。“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推行为极左思潮服务的组织路线，突击提拔了一批在“文革”中残酷批斗领导干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的“三种人”，成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如果不把这些“三种人”清理出来，让他们继续留在各级领导和工作岗位上，不仅会给纠正“左”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带来阻力，给“文革”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新的心理伤害，而且还会给“左”的错误的复辟创造条件。

　　第二，不清理“三种人”就不利于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41页。而“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当时还“确实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1页。正因为这样，要保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必须对“三种人”进行清理。

　　第三，不清理“三种人”就很难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之所以把清理“三种人”放在非常突出的战略地位，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及其事业的兴旺发达。邓小平说，“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他还多次在党内许多场合忧心忡忡地说，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时，王洪文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从年龄来说，十年后老同志斗不过他们，解决的办法是要破格选拔人才，这是百年大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三种人”的危险性，即帮派思想严重、较为隐蔽、年轻有文化、政治手腕狡猾，并进一步指出，这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陈云也强调，这次整党一定要把“三种人”清理出来，并分析了原因，他说，“这些人是党内最不安定的因素，他们彼此间还有联系，若干年后，气候适宜了，他们还会兴风作浪”。《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0~331页。这种预见在整党中得到了验证。

　　（二）清理“三种人”的大致过程

　　“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在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两案”审理工作中鉴于林彪、“四人帮”集团在“文革”中所犯的罪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决定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依法进行审判，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79年8月4日，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召开，“两案”审理工作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彭真主持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并成立了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全国各省（直辖市）、地（市）也分别成立了“两案”审理办公室或“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负责地方审理工作。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两案”主犯依法作出了宣判，中央“两案”审理工作至此基本结束。就开始清理打砸抢分子。整党开始前，在揭批查、“两案”审理、清查打砸抢分子过程中，全国立案审查了48万多人，其中2万多人被判处徒刑。经“两案”审理定为犯严重错误的有145万多人。清理打砸抢分子中定为打砸抢分子的近116万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近35万人。以上共处理8万多人，实际上都是“三种人”和“文革”犯严重错误的人。在处理“文革”期间突击入党人员中，全国审查了39万多名党员，其中3万多人被取消党籍或清除出党。经过以上几次清理，因“文革”问题而受到各种处理的人员共21万人。《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7日，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整党通报》第151期，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2-25-2967。

　　整党开始后，全国各地又先后专门成立了核查“三种人”小组，隶属于各级整党指导委员会，借以推进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核查小组开展了“三种人”的核查、定性、处理和教育挽回工作。全国还召开“三种人”工作会议，交流相互的经验和做法。各单位还开展了自查、互查工作。1987年5月，全国清理“三种人”工作基本结束。整党过程中，全国（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清理出“三种人”5449名，犯有严重错误的人43074名。薄一波：《整党与党的建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32页。

　　需要指出的是，全国各地清理“三种人”结束时间因核查任务、工作进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核查工作后期的主要任务是余下“三种人”清理及其材料的归档工作。

　　二、清理“三种人”的主要做法

　　清理“三种人”包括核查确定、慎重处理和教育挽回几种作法。

　　（一）“三种人”的核查与确定

　　“三种人”的详细核查与确定是区分核查对象错误程度的主要前提，而且，核查工作原则性强，难度大，为此，各地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核查队伍建设

　　石家庄市委要求各单位一个案子配备一个或两个核查工作人员。全市专职核查干部最多高达1600人，兼职干部1100人，不仅如此，还对核查人员进行培训，以掌握政策，提高工作的自觉性。《王纲同志在全市清理“三种人”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87年2月24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5-208。株洲市各市直机关和各县（市）、区、局及县以上企事业单位成立了151个核查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和专职核查干部共800多名。《株洲年鉴·1988》，第75页。

　　2加强党对核查工作的领导

　　为了推动核查工作的深入发展，各地特别注重加强对核查工作的领导。湖南省实行检查督促、自查互查、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办法，先后对101个省直厅局单位进行了三次有组织的检查，对15个地市普遍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分析核查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自查互查工作；同时，还从实际出发，实行分类指导。在省直101个厅局级单位中，有24个通过认真摸底，确实没有发现“三种人”，省核查办验收后宣布核查工作结束。而零陵地区在“文革”初期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几千人的恶性事件，民愤很大，省委专门派人协助地、县委开展周密的调查，给予多方面指导，终于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共湖南省委整党办公室核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查漏防错不断把核查工作引向深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

　　3结合本地实际，创新工作方法

　　第一，抓主要矛盾。以抓关键问题为突破口推动核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截至1986年5月，北京大学清查了对全国或全校造成重大后果的十件大事，查清了校内两大派造反组织的状况及其核心人物，查出了校一级造反组织的核心成员40人和其他有严重问题的43人，共83人，同时，查清了“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情况。通过上述工作，106人被列入核查对象，7人被定为“三种人”，3人被拟定为“三种人”，15人被定为严重错误，4人被拟定为严重错误，77人犯一般性错误或无大问题予以解脱。《加强党委领导，扎扎实实完成核查任务——北京大学党委核查“三种人”工作情况汇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第二，多部门联合办案。广州市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冲抢黄埔武器库事件”（存放援越护航武器），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员分布在30多个单位，为了查清这一案件，由省核查组牵头，组成以广州海运局、南方日报社、省二轻局等十多个相关单位参加的联合调查组，统一部署，分工负责，定期汇报研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并向省内外200多人（次）调查了解情况，查证材料110份，查清了5名主要责任者，1人被定为“三种人”，4人被定位犯严重错误。中共广东省委整党办核查组：《认真查清“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把核查工作引向深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第三，及时通报核查工作重要情况，为核查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整党期间，各级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发了《整党通报》或《整党简报》。这些《通报》、《简报》及时通报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整党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同时，还通报了一些核查工作的典型案例，为核查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借鉴。

　　4多方面获取核查材料

　　按照中央制定的“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的既定方针，核查工作特别注重核查对象证据的获取。广东省华州县“文革”期间曾发生抢枪、武斗等重大事件18宗，死伤100多人。为了查清事实真相，县委组织专职人员分别到县内有关部门和邻近的县、市收集抄录了6400多份有关该县“文革”期间各类事件的材料。经过认真鉴别分析，核查人员从中理清了每个事件的概况和主要线索，通过与事件的关键人物和重要知情人核实，终于把18宗事件的起因、经过、后果查清，逐宗写出调查报告，对19名重点人物作出了处理结论。中共广东省委整党办核查组：《认真查清“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把核查工作引向深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

　　（二）“三种人”的定性与处理

　　对“三种人”的定性既牵涉到个人前途，又关涉到社会影响。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此都格外重视。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强调了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区分了处理“三种人”的政策界限，指出，“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所犯错误的事实和罪行，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者参加过哪一个组织。”《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2年12月30日。由于这一文件只发到省军级，而且，各地后来又提出了定性过程中的很多政策性问题，1984年7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文件就清理“三种人”的方针、定性标准等又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各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严格执行。湖南省委明确规定了各级党委的审批权限，严格把好定性处理关，并对牵涉面广、有争议的案件进行综合平衡。邵阳地、市有一个集团性案件，列查了9名核查对象，由于地、市分开办案，认识不一致，处理畸轻畸重。针对这种情况，省委负责同志主持地、市委领导和核查组负责人召开联系会议，查阅全部案件，逐个审查平衡，提出定性处理意见，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全省还先后召开了4次案例分析会，讨论了71个疑难案件，对其中25个定性处理偏宽、3个偏严的都给予了纠正。各地市和省直各口也召开了113次案例分析会，讨论了361个案件，中共湖南省委整党办公室核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查漏防错不断把核查工作引向深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通过同类案件的相互比较、研讨，提高了定性处理的质量。

　　（三）“三种人”的教育和管理

　　对“三种人”进行组织处理只是核查工作的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关注他们的思想动向，多做思想工作，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中央文件强调要加强“三种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予其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文件指出，有工作条件的，要分配适当工作，但不得在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工作；有专业特长的，要发挥一技之长；晋升学术、技术、业务职称时，不受影响；在分配住房、困难补助、发放奖金等生活福利时，也不受影响；不株连家属；对本人申诉应耐心听取，具体分析，合理的要求，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等等。《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1984年7月31日。

　　1985年3月，石家庄市委整党办核查组对全市26名“三种人”思想状况调查显示，认错较好，工作表现积极的3人，占“三种人”总数的12%；埋头业务，沉默寡言，处事谨慎的16人，占60%；不认错的6人，占24%；扬言秋后算账的1人，占4%。《“三种人”的思想动向》，中共石家庄市整党工作办公室：《整党简报（增刊）》第12期，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39。中共苏州市委整党办核查出也认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在定性处理后，往往思想悲观，情绪消沉。中共苏州市委整党办核查组：《我们是如何做定性处理人员思想转化工作的》，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由此可以看出，情绪低沉、沉默寡言、处事谨慎应是“三种人”和犯错误人受到处理后的主要态度，这也凸显出对其加强教育和管理的紧迫性。对此，苏州市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教育：第一，对本人进行“三性”教育，即帮助犯错误的人深刻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接受处分的必要性以及指出悔改后的可能性前途；第二，引导群众不歧视他们；第三，教育家属不埋怨他们。经过教育和引导，截止1986年6月，已定性处理的64人中，属于认错态度好，工作表现好的39人，占61%；属于承认错误事实，思想稳定，工作表现较好或一般的21人，占33%；属于坚持错误，表现不好的有4人，占6%。中共苏州市委整党办核查组：《我们是如何做定性处理人员思想转化工作的》，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由此可见，经过艰苦细致的教育工作，认错态度好、表现积极的人占绝大多数。

　　但这些人思想容易出现反复，因此，对他们进行管理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为此，河北省要求，各地在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后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职责明确、措施有力的办法，经常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耐心细致地加强教育工作，做到清理工作的善始善终。《中共河北省委整党办公室关于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总结》，1987年6月11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25-3068。

　　三、几点结论

　　清理“三种人”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历次清查工作的继续和深入，成效显著。这次清理工作避免了“左”的做法，把握了核查工作的重点；它与否定“文革”相互促进，与调整社会关系密切配合，是拨乱反正的延伸和发展，是党的组织路线的一次重大调整；它锻炼、培养、考察了一批干部，为新时期各级党组织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核查工作把握住了重点，避免了“左”的做法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防止扩大化。清理“三种人”工作从一开始就注意吸取历史上的教训，坚持以第一手材料作为定性依据，没有出现扩大化的现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说，在被定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凡有严重打砸抢错误（或罪行）的，他们有的是在搞专案时诬陷迫害、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或伤残的主要责任者；有的是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首要分子”，“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充分考虑了‘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又吸取了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期间‘左’的教训，总的精神是从宽的”，从总体上讲，清理工作是扎实的、稳妥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陈野苹、孟连崑同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8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陈野苹、孟连崑同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通知》。

　　第二，核查干部，把握清理工作的重点。这次核查工作重点突出，主题鲜明。中共中央指出，清理“三种人”的重点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1984年7月31日。很多被定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了下来，从而纯洁了干部队伍。就全国来说，截止到1986年6月，被定为“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中，县处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近3000人，其中不少是新提拔的，还有一些人混入了第三梯队。《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7日，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整党通报》第151期，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2-25-2967。

　　（二）清理“三种人”是拨乱反正的继续和深入发展

　　清理“三种人”，牵涉到冤假错案的清理，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整党以来两年多时间，北京市结合核查工作在全市公交、财贸、城建等系统落实政策2149件，其中包括更改平反结论、退赔非法查抄的财物以及遣送外地又返回故里人员的安置等，社会反映很好。《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7日，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整党通报》第151期，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2-25-2967。上海市把编写“文革”大事记作为推动核查工作深入开展的一个有效方法，有些受迫害的同志看到自己受迫害的事件列入了大事记，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认为这是一次彻底平反，多年的怨气消除了。《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方针严肃认真地做好核查工作——上海市核查工作的主要做法和体会》，1986年6月2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由此可以看出，在核查工作中，各地把组织处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社会效果良好。

　　（三）清理“三种人”与否定“文革”相互促动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为了使核查工作深入开展，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借以统一思想。核查工作的实践也证明：不否定“文革”，核查工作无法开展；反过来，核查工作的深入推进迫切需要否定“文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清理“三种人”与彻底否定“文革”出现了相互促动的局面。中共湖南省核查组在核查工作中彻底否定“文革”，增强党性，否定派性，调查了在全省起过恶劣影响的29起大事件，对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作出了处理决定。湖南省委还对少数人借派性闹事的重大案件作出了严肃处理，有力地促进了彻底否定“文革”、否定派性教育的深入开展。中共湖南省委整党办公室核查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查漏防错不断把核查工作引向深入》，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6-6-46。

　　（四）清理“三种人”锻炼了干部，考察了干部

　　核查工作牵涉到成千上万名干部，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核查人员具有较强的党性和工作能力，而且也要求细心谨慎、实事求是地考察干部。据统计，全国参加核查工作的干部有20万人，这些人党性强、作风正、熟悉党的政策，在核查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使自己得到了锻炼，这是核查工作的一大收获。为了彻查“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全国大范围地开展了考察干部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各部门考察面大的占到干部总数的40%，考察面小的也占到25%左右，即使按25%计算，全国当时有2600多万干部，被考察的有650万人，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完成清理“三种人”任务——曹志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6月7日，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整党通报》第151期，中共石家庄市档案馆：2-25-2967。这项工作，对于干部队伍建设，对于正确识别和合理使用干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