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庆成为三线建设重点地区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台湾蒋介石当局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将遭受怎样的打击？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对此进行了分析：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页。于是，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国民经济布局，中共中央在当年5、6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此外，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1964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包括“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设想，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重要机器设备的基地”；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同时，“还规划了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重庆由于自身较强的工业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了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

　　首先，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发达的工商业重镇，工业发展的历史较早，综合配套能力较强，特别是以机械、冶金、化工为主导的重工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远在巴国时期，重庆地区的手工业就具有了相当水平，能够生产铜兵器、陶器、铁斧、纺织品及伞子盐等产品。19世纪末的开埠使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工业最早兴起的城市，工业产品也由火柴逐步扩展到棉织、玻璃、采矿、航运、电灯等行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和内地200多家工厂随之迁渝，其中包括机器制造、化学、纺织、冶金等，重庆迅速成为战时中国大后方唯一的工业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现代工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解放初期的恢复重建和继续发展，进一步开启了重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其次，重庆的兵器工业本身具有相当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从南京、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向四川重庆先后迁入并新建了一批兵工厂。当时除去东北，全国军火工业的大部分都靠重庆生产。重庆的几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嘉陵、长江、江陵）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和“二五”时期又进行了扩建，1956年引进消化苏联的制式武器，实力更加雄厚。

　　再次，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两江环抱，背靠大西南腹地，前有三峡天险，具有优越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能源条件。长江黄金水道直达中下游发达城市及东部沿海，为重庆的工业产品输出创造了条件；丰富的煤、天然气、铁、有色金属及各种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工业生产提供了能源和物资。为此，历来作为我国战略后方重要工业基地的重庆肩负起了三线建设的历史使命。

　　二、三线建设的几个重要阶段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大致经历了1964年至1966年的建设高潮、1967年至1969年的基本停顿和70年代的恢复续建三个阶段。

　　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底是三线建设具有决定性的阶段。首先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的内迁。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5年底，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2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60个企事业单位。《重庆市志》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其中，浦陵机器厂迅速迁建的经验，被西南三线建委作为典型，向整个西南三线内迁企业推广。大量的搬迁带来了交通运输的空前繁荣，因此交通项目的新建、扩建也同时加紧。1965年，国家对九龙坡煤炭和钢铁码头进行了扩建，还投资新建了李家沱和苗儿沱机械化作业线码头，已有的朝天门红岩码头和江北打鱼湾码头也新建了机械化作业线。1966年，重庆市第一座跨大江的城市公路大桥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促进了重庆三线建设和生产能力的开发。

　　其次是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建设任务的提前完成。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嘉陵机器厂等老厂的改扩建和红山、庆岩、红泉、晋江、青江、华川、红宇、青山、华江、长风、益民、虎溪、庆江、渝州齿轮等一批机械厂及研究所的新建。在建设过程中，有计划地推行厂社结合、工农并举和老厂带新厂的方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确保重点项目的完成。仅1965年一年就打了15个国家安排的歼灭战项目，《重庆地区三线建设情况汇报提纲》，重庆市档案馆资料1001—16—78。同时在建的三线重点建设项目共107个，投资达25亿元。《重庆市志》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到1966年底，常规兵器工业新厂的建设和中央各部为重庆兵器工业配套与配合的项目，基本完成计划。这样，原定3年建成常规兵器工业主体部分的计划，提前一年左右基本完成。

　　此外，与兵器工业基地配套的大批船舶、电子、航天国防工业和冶金、化工、机械等工业项目也是在这三年间开工建设的。如1964年11月，重庆汽车发动机厂引进了法国贝利埃公司MC640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生产技术，为红岩CQ261重型军用越野车配套。1965年3月，以马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为主，鞍钢设计院配合新建了重钢刘家坝中板厂。1966年12月，六机部正式批准了川东造船厂、重庆造船厂和涪陵快艇厂的建设计划，在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线，相继开始了船舶工业基地建设。

　　从1967年至1969年底，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全市工农业总产值锐减，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三线建设兵器工业指挥部也不复存在。重庆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各造反派在大规模武斗中动用了重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巡逻艇等武器，一些大型国防企业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东风造船厂等的军械库和成品车间弹药被造反派抢来用于武斗，并向社会扩散，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1968年1月5日，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在向国家建委报告时说：“文革”已经使西南瘫痪，三线建设已无法开展工作。《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10月第26卷5期，第112页。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6月，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督促、主抓恢复三线建设工作。12月，中央对四川若干问题进行了批示，提出恢复四川三线建设，并成立四川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随后，市革委也成立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分组。1970年4月，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了关于部署三线建设的“七○四”会议。于是，从1970年开始，三线建设得以恢复进行。

　　为了尽快克服“文革”以来的损失，适应三线建设的需要，市革委于1969年对三线重点工程安排落实了8个“歼灭战”项目；《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在1970年招收了部分家居城镇的高小毕业超龄生进厂当工人，以充实重点建设、三线建设和军工厂矿，并提出在市机械、交通系统进行自制汽车、自制机床、产品配套、化肥设备等4项“歼灭战”的规划，胡大牛：《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与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页。还编成了《重庆市“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1971年中共重庆市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973年制定了加强轻工业发展的规划。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和这些年来基本建设投资不断膨胀并过分集中在重工业方面，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出现严重失调现象，国家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的管理，压缩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因此对三线建设的投资逐年减少。从1973年起一直到80年代初，主要是进行原有项目的续建、收尾配套。重庆地区这一阶段兴建的大型项目主要有襄渝铁路、四川维尼纶厂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三线建设走上“调整、改造、配套、挖潜”的新路。此后一段时期，嘉陵摩托的成功开发，松藻煤矿、天府煤矿相继成立矿务局，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重庆经过大三线建设形成的工业实力，也因此不断进步并持续稳定发展，在西南地区和四川省占据了重要地位。1980年，重庆市实现工业总产值占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1/5、占四川省的1/4。《重庆市志》第1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三、三线建设得以迅速推进的保证

　　60年代中期，我国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整体国力还较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证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顺利推进并达到高潮。

　　一是建立了有高度权威的领导指挥体系。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5年初颁布《关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批准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李井泉任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任副主任，委员由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云、贵、川3省负责人担任，以后又增加彭德怀、钱敏任副主任。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的进行。此后，根据中央指示，其下又设立了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五机部副部长朱光任总指挥，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二是对重大项目实行现场党委领导下的指挥部和政治部制度。为了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在浦陵机器厂打歼灭战试点取得初步经验后，各重点建设单位普遍取消了甲乙方承包制度，建立了由建设、施工、设计等单位和当地党委组成的现场党委，在其领导下进一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和政治部。一般由建设单位负责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施工单位负责同志担任指挥长，实行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分工负责，协同作战。凡参加现场工作的单位，都归现场党委和指挥部领导，实行一套机构、一套人马。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比较高效的。它强化了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各自为政的局面，对加快三线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三是统一的物资供应体制。当时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了三线物资指挥部，在几个大地方，如重庆、成都、自贡设立了地区物资局。重庆地区物资局不归重庆市政府管，直属中央物资部，打破传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物资供应，消除了行业、地区的界限，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红岩机器厂这样的中型项目，通常要五六个人采购统配物资，但实际上按照“划转指标，就地就近统一供应”的方式，只需配备一名采购员。因此，尽管三线建设时期使用那么多的物资，却从未见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这些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建设上的高效，在体制上的一些创新。

　　四是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始终得到了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领导人都曾先后视察过重庆。早在1964年11月三线决策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薄一波等一行32人就曾来渝视察。1965年9月24日，周恩来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若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访渝时，专门抽出时间在潘家坪招待所部署白市驿机场扩建为二级机场的有关问题。此后，在前往武汉的途中，他又利用外事活动的空闲听取了重庆市委书记鲁大东关于三线建设情况和经验的汇报，并作出许多重要指示。11月中旬，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到重庆视察军工企业，先后参观了建设、重钢、长安等厂，并在住所召集了5次会议主要听取有关三线工作的汇报，对重庆长江以南的高炮生产基地、长江以北的光学仪器和核工业基地、长江沿线的造船基地及配套的研究所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证，为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和机械制造工业基地的形成，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同年12月中旬，彭德怀作为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也对重庆地区的三线厂矿进行了视察。

　　此外，大批勘察设计部门、工程兵部队、施工单位和广大民工也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感召下，数以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来到山城重庆。他们扎根山区，露宿风餐，肩挑背扛，克服重重困难，用辛勤和汗水建起了无数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认识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对重庆的工业实力、道路交通、城镇建设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壮大了老工业基地实力，促进了重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尤其是在常规兵器生产方面具有相当规模，能够生产各种枪支、大口径炮、轻型坦克车辆、特种装备及其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弹药、化工等产品。国防船舶工业也可以生产包括潜艇在内的多种舰船和船舶配件。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进一步改善了重庆的工业结构。除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不同程度提升外，还初步奠定了以通信设备制造为主的电子工业基础。这样，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第二，改善了交通状况，奠定了重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合川涪江大桥、北碚朝阳嘉陵江大桥和石板坡长江大桥，改写了重庆无公路桥的历史，打通了制约重庆市域交通的瓶颈；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总之，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的雏形，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79~80页。

　　第三，带动了沿线经济，使重庆初步形成职能各异的现代城镇体系。随着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对重庆中心城区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例如，由于四川仪表总厂以及下辖10多个分厂的建设，促使北碚城镇发展成为重庆仪器仪表工业基地。由于四川染料厂、四川维尼纶厂、长寿化工厂等骨干企业的集中建设，促成了长寿化工城的发展。由于大批三线军工企业的兴建，加上改建后的冶金、采掘工业，使綦江成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卫星城。由于大型企业西南铝加工厂的兴建，使巴县西彭由原来以生产稻谷、柑橘为主的农村变成了以有色金属加工为主的小城镇。此外，双桥区路铺镇也因大型企业四川汽车制造厂的选点新建，发展成为我国重型汽车工业基地。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线建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举措，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后方基地。因此，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一是移民搬迁问题。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三线移民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约50万人。从宏观上来看，移民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各地来的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为重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从微观上来看，移民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由于三线建设是临战状态的生产力大调整，因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搬迁安置在偏远山区，这必然导致移居到当地的三线职工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姻等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职工大多内部通婚，工厂招工也只有大量吸收本厂职工子女。时间一长，造成企事业单位内部近亲繁殖，关系复杂，难于管理。因为远离城市，交通信息不便，又进一步造成人文环境的退化。此外，搬迁企业建厂需征用农民土地。为了缓解工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采取了“三不四要”（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潲水）的建厂原则。但农民用水用电长期由工厂免费提供，无形中增加了工厂的开支，还导致工厂管理不便，治安混乱。

　　二是布局选址问题。三线建设的宏观均衡布局战略是正确的，问题却出在具体布局选址上，这是三线建设备受指责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后来三线调整改造着力解决的问题。片面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缺乏实践基础和科学规划，使一些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建在地质、气候有灾害隐患的地方，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的企事业单位位于深山峡谷之中，长期面临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滑坡塌方崩陷的危险。如国营红山铸造厂平均每年滑坡5000立方以上，在1975年的洪水中有60%的建筑物被淹。有的单位建在有矿藏资源的地层上，随着开采量的增大，厂房建筑地基不稳，出现裂缝下沉塌陷等问题。如国营双溪机械厂因为厂址下面大量铁矿的开采，严重威胁工厂安全。有的单位建在旱涝期水位起伏较大的江河边，或是没有考虑长远建设规划的淹没区内。如万县的重庆衡山机械厂、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等一批船舶工业，平时就有遭遇洪水的危险，三峡工程上马后，又被规划的水库淹没。《坚持改革精神，以调整促生产，切实搞好三线企事业单位的调整》，重庆市档案馆1049—5—527。

　　有的项目钻山太深，过于分散，运输线路长，原材料、产品的进出十分不便，协作配套件亦不能按时互相提供，不仅增大了投资，也影响了生产、信息交流和科研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产品结构复杂，互相协作配套厂较多的大口径火炮行业和光学行业尤为突出。这些工厂均按专业分工建成，独立生产一个产品的能力很差，每年的运输费用比在市郊工厂高出15%~20%。还有24、26、54、62等科研院所，因为交通不便，信息资料闭塞，造成产品开发滞后，技术交流协作和成果推广都比较困难。

　　三是投资比例问题。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过分向国防和重工业倾斜，致使投资比例失调，特别是城市建设资金短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力还较为贫弱，但为了建设常规兵器基地所依赖的重工业又以资本密集型为特点，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负面影响对重庆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城市建设资金的短缺。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虽然是核心建设地区，但国家的高投入基本用于重工业生产，城市建设投资比例不仅未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居民住宅，还是城市供水，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学校建设，大都处于滞后状态。

　　但应该指出的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建设滞后于工业建设，绝非重庆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究其原委，除政策导向失误，投资比例失调等因素外，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缺乏充分的或正确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人为地将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割裂开来。这样的指导方针最终导致轻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长期被忽略，而重工业一枝独秀的局面。《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81页。

　　四是条块分割问题。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行为，由国家集中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开发任务。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制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开发的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和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掌管经济是按行政区域来管理和配置资源的。而当时的重庆作为四川的一个省辖市，其经济活动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严重制约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尽管1964年至1967年三线建设的前期，中央对重庆实行了计划单列，但重庆计划管理体制仍接受中央和四川省的双重领导，并以省领导为主，经济社会各种事业发展许多方面的计划仍由省统筹安排。这就大大削弱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城市。

　　此外，三线时期，随着大批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业“垂直领导”进一步强化，企业关系更加复杂，条块分割更加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的军工企业。由于军工的管理体制是由中央直接控制，军品任务由上级统一下达，并统一生产调度和技术协调，与地方在经济上联系很少。这种高度集中的集权型管理体制，使军工企业处于自成体系、自我循环，封闭式的状态，与民品生产截然分开，地方政府也无法对军工企业的产供销进行综合平衡和管理，这既不利于军工企业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复杂的条块分割中，重庆的发展长期处于中央、省、市属企业相互不能协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能统筹的矛盾之中，从而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出现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尽管我国已从高度的计划经济步入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国际形势也由紧张趋于缓和，但认真总结和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速度与效益等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近半个世纪前，重庆作为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光荣而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四十几年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大开发和新时期国家战略中将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