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西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西藏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中央人民政府为和平解放西藏，军事与政治并用，以政治为优先，在进军西藏中形成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筹划实施昌都战役两条历史主线。这两条历史主线相辅相成，并在“西藏代表团”故意拖延到北京和谈的情况下，交汇于“以打促和”，进而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发展。

　　一、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亲善代表团”的遏止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确立

　　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这一历史阶段，西藏地方政府在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曾派出向美、英、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寻求“西藏独立”支持的“亲善代表团”和向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表明“西藏独立”的“西藏代表团”。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一举动，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受权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该谈话根据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指出西藏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谈话阐明了这种“使团”的两个基本政治属性：一是“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二是“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其本质在于“分裂和背叛祖国”。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是“不能容忍”的，并认为“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与这种非法“使团”相对，谈话指出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合法代表团的法理基础，这就是：“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此，西藏地方政府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此谈话为标志，中央人民政府对外正式宣布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中央人民政府遏止“亲善代表团”，并将“西藏代表团”定位为西藏“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争取其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达赖与班禅并称为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十世班禅拥护新中国成立，成为西藏地方爱国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代表团”，十世班禅于1950年1月31日特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愿率全藏爱国人民，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他说：“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班禅电毛主席朱总司令》，1950年2月7日《人民日报》。十世班禅反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亲善代表团”，反映了西藏地方爱国进步力量在西藏问题上的根本要求，也扩大了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社会政治基础。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在作出上述谈话时，“亲善使团”的先遣人员已到达西藏江孜。正是这一谈话所阐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严正立场，使得“美、英等国致电噶厦政府，要求撤回代表，噶厦不得已才将代表团召回拉萨。”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1辑。“亲善代表团”以流产而告终，只有派向印度的代表秘密到了新德里。《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二、中央人民政府争取“西藏代表团”到北京商谈西藏和平解放问题

　　据美国合众社1950年1月14日报道，在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的同时，“另派一使团到中国，以便向中共当局解释并表明独立”。这就是堪穷土登结波、孜本夏格巴率领的代表团。1950年2月5日，该代表团从拉萨出发，欲经印度到香港等地“寻找共产党官员说明或了解情况”。在印度噶伦堡，代表团先后在3月15日和4月10日致信毛泽东主席，要求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相互关系问题。《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页。5月22日，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铁生就如何接待将来香港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电报中央统战部和周恩来。5月24日，毛泽东批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复信“西藏代表团”，指出这一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件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该代表团“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地方和平解放的问题”，“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一个工作主轴。

　　“西藏代表团”虽然曾写信给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说，准备经香港来北京，但其目的是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据法新社1950年5月6日加尔各答电讯称：这一代表团“希望向中国共产党说明西藏愿与一切国家保持友谊，并且不愿意作任何国家的敌人，从而使毛泽东不要派遣武装部队，攻打他们国家的没有充分防备的边界”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然而，对于这样一个代表团，英国、印度不愿让其“与中共举行谈判”。英国“借以延缓中共对西藏攻势，以待国际局势之转变”。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印度政府则认为：“如果汉藏谈判在印度举行，就能密切注意谈判的动向”，建议该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谈判。”《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6月5日，该代表团在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登机时受阻，于是提出在新德里晤面商谈。《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8月2日，周恩来致电申健，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代表团”的方针是：“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但可承认其为西藏地方政府或西藏民族的代表，并同意其以此身份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此谈判应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8月4日，申健复信夏格巴，重申了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代表团”的方针。鉴于该代表团由印度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申健提出，请代表团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国内各地方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均愿给予协助。《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此时，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即将赴任。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电示申健：袁仲贤大使到后，可电约夏格巴代表团到新德里晤面。见面后，袁仲贤大使可先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欢迎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然后再解释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为举世所公认。西藏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问题，只能由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商谈解决，外人不能干涉。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而北京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亟愿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商谈。时间虽稍耽搁，但并不算晚。《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8月21日，周恩来在给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重申：“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由于该代表团滞留印度，毛泽东提出“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鉴于袁仲贤大使9月14日左右才能抵达加尔各答，等待袁仲贤大使约见西藏代表团时间太晚，8月30日，周恩来电示申健，要他以代办身份电约西藏代表团迅即到新德里面谈前来北京问题，希望西藏代表团在9月中旬能赶到北京，以利于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申健在1950年9月6日再次复信“西藏代表团”，并曾当面催促该代表团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前往北京。《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然而，夏格巴一边答应愿意到北京谈判，一边出入于美国、英国驻印度的机构和印度外交部，并于9月8日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西藏地方政府请其“在西藏和中国之间斡旋”之要求。《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3页。该代表团不仅对到北京谈判迟疑不决，而且继续向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寻求“西藏独立”的支持。同样是在9月8日，中央电示申健：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代表团迅即动身乘飞机经香港、广州北上，中央人民政府已派员在广州接待。人民解放军将按原定计划在西康行动，代表团愈早到京，愈有利于西藏问题和平解决。《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袁仲贤大使9月14日到任后，与“西藏代表团”进行了谈话，进一步明确了该代表团到达北京的期限，即“九月二十日前须抵北京，否则一切责任在彼”《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2页。。9月19日，周恩来电示袁仲贤，肯定了其与西藏代表团的谈话“甚妥”，指出“西藏代表团”如已定行期，只需帮助他们按时动身即可。如该团尚迟疑不决，可邀其团长来馆告以“中央人民政府约你们在九月中旬前往北京之限期已过，而刘伯承将军部队依原定计划在西康西部的行动，西藏方面必生疑虑；欲解除此虑，只有西藏代表团早去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别无他途。”《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政协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人民解放军也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对于这个为祖国安全所必需的步骤，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的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40页。然而，该代表团虽然是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到北京谈判的对象，但它却延续了“亲善使团”的政治功能，并“在外界的唆使，制造各种借口，迟不离印。”《我政府答复印度政府照会》，1950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这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

　　三、昌都战役的必然性和“以打促和”问题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进军西藏的东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这里所说的昌都战役的必然性问题，需要探讨的是昌都解放是否可以避免通过昌都战役而实现。历史事实表明，昌都战役“以打促和”，导致西藏地方政局的变动，使之朝着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方向发展。

　　昌都地区原归属西康区域范围，在中华民国以后，西藏地方政府逐步对其行使实际管辖权。从地理上讲，昌都处于康藏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将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交给西南局后，昌都自然就成了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却在亲帝分裂势力的控制下，调集藏军主力于金沙江沿岸，欲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1950年夏，西藏地方政府将阿沛从孜本提升为增额噶伦，并派其到昌都接替拉鲁·次旺多吉的昌都总管的职务。西藏地方政府并将藏军从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以其主力7个代本，位于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积极备战企图阻止我解放西藏”。《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面对藏军陈兵昌都地区的局面，西南局在被中央赋予承担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后，积极准备进军西藏的各项工作，并在进军西藏的计划中，把“占领昌都”作为了重中之重和阶段性目标。1950年1月18日，西南局就进军西藏的大体安排及西藏工委人选问题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大体上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再一个月，即六月份即可占领拉萨乃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了西藏问题。”中央同意了西南局的这一计划。这是关于解放昌都的最初计划。该计划将昌都解放置于了促进西藏解放的重要地位。而且，西南局之所以做此计划，依据的是藏军分布和昌都距拉萨的地理位置情况，认为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为此，2月15日，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作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解放西藏，巩固人民祖国边防”，并要求每个指战员在解放西藏进军的同时，“必须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和决心”，不但要成为“捍卫人民祖国的边防军”，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祖国的生产军”，“与西藏人民一块共同建设民主繁荣的西藏”。《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47页。西南局尽管这时考虑的重点在于军事解放昌都乃至西藏，但已蕴含有通过解放昌都而促进西藏和平解放的思想认识和战略构想。

　　西南局原计划“五月间占领昌都”，由于当时“川西及雅安地区匪特蜂起，勾结封建势力与某些不稳之起义部队到处危害交通破坏征粮”，抢修公路计划无法实施，进藏部队所需的大批粮食“更无法赶筹”，致使十八军原定的三月初行动的计划难以实现。鉴于粮食成为入藏的最大问题，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并于2月26日向中央军委请示推迟进军西藏的时间，拟以十八军推迟到冬季，若有特殊困难，则推迟到1951年入藏。《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在概念意义上，由“占领昌都”到“昌都战役”的变化，发生在1950年5月18日西南军区致中央军委的电文。西南军区在电文中说，昌都战役系根据康甘公路可于1950年7月10日修复并能运足够粮食到甘孜的情况决定的。然而，经过实地勘察，康甘公路最早需要7月底始能修复。6月26日，西南军区报告中央军委，提出比原计划推迟20天，进军预定9月上旬，最迟9月中旬占领昌都。《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根据中央军委1950年7月28日的电文指示，为争取主动，西南军区8月5日向军委报告：“力争今年实现昌都战役，并由张国华即赴前方，切实了解粮食供给等具体情况，作最后的确定”。《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8月9日，康甘公路修到道孚，淤积无意外情况，8月底前可保证通到甘孜。基于此，西南军区决定1950年10月间实施昌都战役，并于8月14日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西南军区也曾考虑1950年不占领昌都，等待1951年。但是，1950年占领昌都，“利于早点促进政治变化”，而且，“金沙江边到昌都约七百华里，昌都到拉萨约两千华里。我们前进一段，则进占拉萨的军事政治准备都会确实一些。”《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同时，西南军区提出了“占领昌都之后的处置”问题，并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下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将主力收回过冬，留三千人守昌都，以为1951年向拉萨前进的基地；二是除留少数游动部队于金沙江西岸外，将部队全部撤回金沙江以东，主力撤到康定以东，旨在促进西藏政治上的变化。《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8月23日，毛泽东电示西南局并西北局按照第一个方案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并指出“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进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他还指出：“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此时，鉴于“西藏代表团”故意拖延，中央通过昌都战役实现“以打促和”的意志愈来愈坚定。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即“歼灭藏敌主力于昌都及其以东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明年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西藏地方政府陈兵藏军主力于金沙江沿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而“西藏代表团”在“外国的唆使和阻挠”下“迟迟不来北京进行和谈”，并且其寻求“西藏独立”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平解放昌都变得遥遥无期，中央人民政府“占领昌都”的计划则不能如期进行，势必影响西藏的解放。因此，实施昌都战役，“以打促和”，便成为解放西藏的一个必经阶段。历史没有给予避免昌都战役而实现昌都和平解放，进而推进西藏和平解放的现实条件。

　　“西藏代表团”因故意拖延行期，直至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开始后，也尚未动身。在昌都战役中，毛泽东仍催促西藏如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随着西藏地方上层爱国进步力量的增强和达赖的亲政，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团。该代表团取代“西藏代表团”，承担起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历史责任。至此，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西藏解放进入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解放的轨道。在此基础上，以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标志，西藏地方走上和平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