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公共宗教及世俗主义的争论

　　美国“9·11 ”事件将宗教推向了全球政治的前台，全球宗教复兴及政治化开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主流概念，那么全球化可能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主流概念，并将人类社会带往21世纪。这一理论范式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宗教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经典的世俗化预言相反，宗教不仅没有走向衰亡或私人化，反倒呈现出全球复兴及政治化的趋势。冷战结束后，宗教更是成为了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而“9·11”事件则将其推向了全球政治的前台，全球宗教复兴及政治化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以至于世俗化理论的代表贝格尔也承认：“假设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是错误的”，由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宽泛地标签为世俗化的理论，本质上也就是错误的。“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成为了新的预言。

　　在恐怖主义的硝烟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和政治逻辑？宗教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学术界对此又有什么反思？

　　全球化导致宗教变迁

　　从文化和社会学角度解释全球化的代表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既指有关世界意识的压缩，也指世界一体化意识的加强”，全球化的进程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 )，个人或更恰当地说是自我，民族社会间的关系或世界社会体系（the world system of societies）和人类。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个全球场域。全球化意味着脱离“社会生活”(life-in-society）的安全，从而引发了世界社会秩序和人类的真正意义向题，世界公民宗教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表达。

　　此后，加拿大学者彼得·贝耶（Peter Beyer）对此进行了更深一步的讨论。他参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理论，将宗教看做一个社会子系统；宗教问题被视作一个全球社会子系统的问题。具体说来，他通过三对概念来解释全球宗教变迁：第一，私人化（privatization）与公共影响（public influence)：私人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宗教的衰亡，而是指宗教信仰的个人性以及神职人员专注于自己专业内的事情；公共影响则指专业行动超出专业人员和志愿团体的影响。第二，功能（function)与表现(performance)：宗教的功能是指纯粹的、“神圣”的交往；宗教的表现则指宗教被应用于在其他系统产生却不在其他系统解决的问题。第三，残留事物（residual matters）与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宗教在全球社会的一个主要表现，似乎是对政治、经济等主流社会的批判和补遗；新社会运动则是一个主要形式，如环保运动、和平运动等。

　　全球化导致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凸显

　　从社会学理论的角度而言，全球宗教复兴并不仅仅或不主要是指宗教人口或组织在数量上的增长，而是宗教在公共领域地位的凸显。社会学家何塞·卡萨诺瓦(Jose Casanova）提出了“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的概念，他认为，与世俗化理论的私人化命题相反，当代宗教的发展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的趋势，“宗教抛弃它被安排在私人领域的地位，进入公民社会未分化的公共领域，并参与到正在进行的斗争、散漫的合法化以及重新划分边界的进程中”。

　　罗伯逊将此概括为“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和“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前者是指宗教群体对政府问题关注升温，具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在利益合作上膨胀；后者是指现代国家卷入了人类生活的深层问题，国家组织的社会在不同层次上成为了崇拜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是互相增强的，政治的宗教化会导致宗教活动在政治领域的扩张，而宗教的政治化也会导致表现为世俗政治领域的事物向宗教解释的转变。全球宗教复兴及宗教政治化也影响着我们对“多元化”和“多元主义”概念的重新认识。在贝格尔的理论中，多元化是导致世俗化的一个关键机制。他认为，“一切多元化状况，无论其历史背景的细节如何，关键特征都在于宗教垄断不可能再把其当事人的忠诚作为理所当然的”。多元化打破了宗教神圣帷幕下“看似有理”的机构。多元化是社会分化的表现，多元化意味着宗教的“理性化”和主观化。后来，在贝格尔的理论中，多元化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逐步取代世俗化的概念。在总结其理论变化时，贝格尔指出，世俗化是其作为宗教社会学家的一个理论错误，多元化则是一个重要的洞见。如今，宗教多元主义已经是一个事实，但对其含义却有了新的解释。乔治城大学伯克利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主任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认为，“宗教多元主义是指宗教行为体内部以及宗教与社会、国家围绕具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的互动关系。它意指一种将具有重叠而独特的多元伦理和利益团体联系在一起的政治”。

　　宗教在现代世俗社会的走向

　　世俗主义是对自启蒙以来的思想和政治的反思。根据经典的解释，世俗主义的主要观念包括人文主义、道德主义、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取代中世纪的神圣思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世俗本身神圣化或意识形态化了。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世俗国家包含两大特征：从脱离制度性宗教控制的意义上讲，它们的立法和司法程序是世俗的；宪法宣称对宗教采取中立态度，不设立国教或无神论的主导意识形态。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这样界定世俗时代：在公共制度和实践层面，教会与政治机构相分离；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衰落；信神只是众多选择之一，而且也不是优先选择。哈贝马斯则提出了“后世俗时代”(post-secular age）的概念。他认为一个后世俗的社会不仅仅意味着宗教依旧保持着传统的影响力，在公共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还包括一个知识论的视角，它所涉及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互相尊重和肯定关系，认为宗教和世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都是重要的知识资源。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世俗社会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这包括以资本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政治体系、科学技术和理性主导的思想观念、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然而，所有这一切是否构成了一个世俗化的预言——宗教必然消失或走向私人化？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及政治化的趋势表明，这一预言是错误的。那么，世界是否会走向神圣化或去世俗化，重返中世纪的神圣帷幕呢？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现代化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代化可以导致观念的世俗化，但世俗主义的极端发展同样会刺激宗教势力的反弹。而且，我们发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宗教成了跨国移民的一个重要联系纽带，基于信仰的组织和基于信仰的外交也成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积极力量。要理解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一个恰当的做法或许是将世俗化当做一个描述性而非预测性的概念。在扬弃世俗化概念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