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析历史巨变的冲突张力。

　　和20世纪前两次历史巨变均属于体制外的革命不同，1975年至1982年的8年，大体应该说是体制内的“革命”。之所以是“革命”，是指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上，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整个社会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上，无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历史性的大飞跃；之所以说是“体制内”的革命，是因为这场历史局变，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妥善处理了新中国成立后28年的历史问题，包括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巨变，不像体制外的革命那样可以推倒重来，而总是把冲突和张力控制在相应的范围里边，由此使巨变过程越发显得曲折和微妙，正确的、比较正确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与错误的、陷入迷误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在交错、比较、选择、冲突及走向等问题上，更加复杂微妙，更加深文周纳，更需要细致的历史披捡和分析。这一点，可以从书中专门回答的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中可以看出。

　　一是1975年的整顿为什么会中断？作者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分歧入手，提出，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差异。在个人迷信盛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虽然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注定了“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这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一个不愿其发生而又无力避免的悲剧。这就是1975年整顿中断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怎样看四五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关系？作者明确表示，从组织上讲，当时的中共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这样讲呢？作者的分析我觉得有道理，比如，党的长期教育的作用，不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感召，符合党一贯倡导的但在“文革”中没有被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愿望，特别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的影响等等，都说明四五运动不能说是脱离了党的领导。当然，更具体地说，四五运动主要是反映了党的领导中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的结合。

　　三是粉碎“四人帮”是不是合法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强调了两点，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二是代表了政治局的意志。为此，作者评论说：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叶剑英谋划以后，叶才积极参与。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这样的叙述和分析，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的。

　　四是怎样看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实现历史转折这两年的历史？作者引述和坚持第二个“历史决议”讲的“在徘徊中前进”和邓小平讲的“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这两个说法意思一致，总的是在往前走，但不是直线前进，因此没有实现历史转折，但又是转折的必要准备。现在有的文章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两年间在徘徊中前进”简化成“两年徘徊”，或者不愿意讲“徘徊”只讲“前进”，不能说是客观的。书中引述和坚持“历史决议”和邓小平的看法，显然是具有客观的针对性的。

　　把这四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以比较好地把握住这场历史巨变是“体制内革命”的要义，揭示这场历史巨变和前两次历史巨变的不同之处及其复杂性，进而揭示这场历史巨变所蕴含的特殊规律。历史变局的魅力在哪里，正是在这些只有属于那段历史变局的富有个性的灵魂当中。

　　最后要说一下的是，“历史转折三部曲”属于历史通俗读物，描述了不少历史巨变过程中的生动情节。这是一群作者近二十年积累和研究的结果，并且在此前发表了一批与这场历史巨变相关的研究著述。没有这样的过程，不可能写出“三部曲”。给人的启发是，学有专长的人来写通俗读物，是应该大力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