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新加坡从中国招收了数百名电子厂女工，其中来自福建晋江的有超过50名。部分女工在两年约满后，决定和公司续约，到了第三年，她们便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这或许是最早一批持工作准证来到新加坡并成为永久居民或新公民的中国新移民。

　　记者寻访到当时来自晋江的其中三人，并了解她们如何从“女工”身份成为新加坡公民和狮城媳妇。在这段“异乡”变“家乡”的过程中，她们也叙述了新加坡晋江会馆怎样协助她们融入岛国生活。

　　来自晋江的女高中生

　　因为施咏晴(41岁)、刘华珊(43岁)和苏培红(42岁)都是职业女性，和她们相约在晋江会馆做访问，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忙碌了一天，三人仍然精神奕奕。特别是施詠晴，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记者，她是高中刚毕业就来新的，抵达日期是1987年8月11日。

　　1987年，新中尚未正式建交。施咏晴回忆说，新加坡从晋江引进女工应该是两地劳工部门之间的协议。新方当时的要求是，女工年龄必须满18岁或以上，至少拥有高中文凭，是单身人士。除了提交相关证件，申请者还得接受体检和面试，证明可以进行简单英语对话。通过最后一关，就能和本地公司签署两年合约。

　　性格直爽的施咏晴告诉记者，那时她们年纪小，对于什么是合约都不十分了解。来新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她一度担心会上当。不过，要走出国门的好奇心远胜过心中的疑虑，施咏晴最终还是抓住了机会，决定来到陌生的新加坡。

　　如果说施咏晴是主动争取“公派”出国，刘华珊和苏培红就比较被动。

　　严格来说，刘华珊是半个新加坡人，因为她的父亲在新加坡出生、成长。刘老先生18岁的时候，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本地青年到中国参与“祖国建设”，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再回到新加坡，和父母兄长阔别30年不见。刘华珊是肩负着父亲的寄望才申请到新加坡来的。

　　也因为父亲是新加坡人，刘华珊对新加坡较熟悉。她说：“我们五姐妹从小就知道新加坡。比如中学的时候，电视播《雾锁南洋》，爸爸还会跟我们解释剧情。”

　　苏培红是晋江市紫帽镇洋店村人。她有些腼腆地说，自己功课一向很好。那年晋江市政府征召高中生到新加坡去，她是村里同龄人当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苏培红原本已经在一所小学里代课，根本没想过要出国，后来，村长跑到家来，把有机会到新加坡工作的消息转告给她。村长劝了一下，她还是没动心。直到朋友都听说了，极力鼓励她到国外开阔视野，她才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提交了资料。

　　事隔20多年，施咏晴依然记得有数百人参与了那次的招聘活动，最终只有几十个人脱颖而出。这批来新的晋江女生大多未满20岁，年纪最大的约23岁。

　　80年代末，中国厦门与新加坡没有直航，所以她们是先从福州乘飞机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机到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