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双月刊）自1997年1月面世以来，受到广泛的注意和许多专家学者的好评。该刊稿约中提出“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衡文标准”、“真实视为最高准则”，尤其值得称道。在众多稿件中难免有不够真实之处，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该刊的处理是严肃的。该刊1997年第二期载有汪向同写的《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文末说明：“本文原为《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中一章，这次发表前经作者同意，适应本刊需要对原文作了一些调整增删，并重拟了大小标题。”该刊第四期发表了编者写的《我们的信心和希望》，谈到读者对该刊“除了热情的鼓励，也有恳切的批评”时，提及我曾口头指出“《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中的“一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作者已赶在该书出版之前改正了……某些错讹”。编者和作者的这种态度是可佩、可贵的。

　　有些同志问我，《我的丈夫冀朝铸：中美关系的见证人》一文有哪些“不够全面、不够准确、甚至错讹之处”？这里我只谈与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有关的问题。汪向同的文章（以下简称汪文）在第一部分说：“1970年国庆，朝铸被召到天安门上去当翻译。”“正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时，朝铸忽然看到周总理带着斯诺夫妇向毛主席走去。朝铸赶忙走过去，为主席和斯诺做翻译。”汪文的第三部分有以下一段：

　　朝铸说，1970年《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和斯诺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就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当时林彪也在天安门上，但是他一见斯诺便躲开了，这一行动被解释为他反对同美国有任何和解。不过毛主席送出的信号当时并没有生效，因为美国并不重视这次会晤，认为斯诺是亲共分子。斯诺回国后写了有关中国的长篇文章给《纽约时报》，也没有被刊登。

　　在这里，我无意对这段文字进行挑剔，而是借此写出我所知道的有关史料：

　　（一）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头右侧《毛主席语录》栏刊载“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下面在《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通栏标题下，以将近半版的篇幅并排刊登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照片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三，照片左侧（约占版面的四分之一）横排分行刊印“新华社二十五日讯　  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最近会见了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下面是照片的说明：“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年十月一日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发”。照片上共四人，第一排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林彪；第二排在斯诺和毛主席后面中间是冀朝铸。

　　有些文章说，这张10月1日的合影刊登在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想当然”。斯诺则写道：“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第2页）。这也不正确。毛主席的生日是12月26日，而12月25日则是圣诞节。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30日发表斯诺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一文中，也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说明是：“去年秋天埃德加•斯诺和毛及一位译员一起检阅十月一日的游行。”照片自左至右为斯诺、毛主席，中后为冀朝铸，而没有林彪。

　　（二）汪文说，《人民日报》刊登这幅照片，“是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一个信号：中国要同美国和解。”乍一看，似乎如此，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中国要同美国和解”的论断不正确。按照这一论断，不是美国要同中国和解，而是“中国要同美国和解”，那就意味着，是“中国”首先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历史事实如何呢？请看1969年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的回忆录。尼克松写道：“我认为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想法，是我在1967年为《外交季刊》写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我在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这一点，……不到两个星期以后，在2月1日，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基辛格，主张我们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尼克松回忆录》中译本，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册，第229页。以下所引尼克松的话，均出自该书中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在严格的命令下，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不顾外交身分，在华沙的一次时装展览会上，紧追中国驻波使馆的译员，说奉尼克松总统指示，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这就使中断已久的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稍后，又举行了第一三六次会谈。但尼克松对此还不满意。他说：“1969年这一年，中国人没有理睬我们几次在低水平上发出的重要信号。……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第229页）基辛格则说：“总统的这个报告是在二月华沙会谈之前两天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基辛格：《白宫岁月》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二册，第339页。以下所引基辛格的话，除另有说明外均出自该书第二册，引时不再注明，只注页数。）这是尼克松第一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970年3月18日，美国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之机，策动柬埔寨政变。不久，中国方面宣布，鉴于美帝悍然侵柬，按原定日期举行第一三七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已不适宜。接着，北京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发出“信号”，并非“中国要同美国和解”，而是5月20日毛主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美国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尼克松写道：“10月初，我接见了《时代》杂志的记者。我说：‘如果说我在死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第230页）这是尼克松第二次公开发出“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10月26日，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到达华盛顿。基辛格写道：“尼克松在国宴上致祝酒词时谈到美国和罗马尼亚的许多共同利益，其中突出地列举了罗马尼亚和美国一样都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良好的关系。一位美国总统用中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第353页）尼克松更为坦率地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第231页）这是尼克松第三次公开发出的信号。此外，尼克松私下还通过一些途径向周总理传话。据《年谱》，1970年10月，“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下卷，第406页）11月10日，来京的叶海亚•汗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11月21日，来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分别请他们向尼克松转达口信。因此，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只能说是对尼克松多次发出的美国要同中国和解的信号的首次公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