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詹欣，副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130117。

　　 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核军控并无统一定义，一般包括以下内容：通过改进双方的通讯联络和增强信任措施，以防止因为判断失误而发动核攻击；限制核武器的试验、种类、数量、质量和部署；部分裁减乃至全面销毁核武器。参见Michael D.Intriligator and Dagobert L.brito，Arms Control：Problems and Prospects, IGCC Report，1987；Lynn Eden and Steven E.Miller，ed.，Nuclear Arguments：Understanding the Strategic Nuclear Arms and Arms Control Debat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New York，1989；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参见朱明权、吴莼恩、苏长和：《威慑与稳定：中美核关系》，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摘要］尼克松上台之后，为改变美国不利的国际环境，开始转变传统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接触以制衡苏联。面对一个刚刚拥有核武器且不断发展的中国，尼克松政府选择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法，包括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与中国进行信息交流、建立中美热线和达成一个中美双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等，试图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体系之中并限制其核力量，借以维护其霸主地位。然而，中美核军控对话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核军控①政策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期间，为消除核战争的危险，美苏开展了一系列核军控谈判，先后签署了多项核军控条约，构筑了一整套国际核军控机制。但是，核军控机制却不仅仅局限于美苏，特别是随着尼克松的上台，为更加有效地对抗苏联，美国不再单纯地把中国视为敌人，转而积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与中国的不断接触中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体系中并限制中国的核力量，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冷战时期美苏核军控对话的研究成果颇丰，［1］但研究中美在核军控问题上的对话与交锋却并不多。②本文利用美国解密档案，评析尼克松政府对华核军控政策的进程与演变，以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尼克松政府探索核军控的对话渠道

　　尼克松上台伊始，虽然在核战略方面仍然沿袭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继续强调中国核威胁论，但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核威胁”毕竟有限，美国更关心的是核扩散问题。不过中美彼此敌视已有20年，沟通渠道不畅，如何找到一个切入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1969年夏，尼克松政府准备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官员主张利用这项会谈把中国纳入到核军控机制上来。对于这一建议，美国内部却有不同的声音。美国国务院官员保罗·克里斯伯格认为，尽管有人提议可通过公开表述希望中国参加会谈或者在谈判初期向苏联私下建议把中国纳入到会谈中来，但是当前在政府内部尚未有人认真思考过后果。他建议，总统应在美国政府内部全面审查该问题的利弊得失，然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进行讨论。［2］他认为，在美苏尚未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之前就把中国拉进来，无疑会使会谈复杂化，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况且还不知道中国是否愿意参与会谈。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在1969年下半年极度紧张，有关苏联试图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打击的传言甚嚣尘上。尼克松政府为此制定紧急对策，以防不测，否则，通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渠道把中国拉进来就更不现实了。［3］不过，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降温，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美开始了基辛格称之为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似的接触，［4］把中国纳入到核军控体系中的建议再次被提了出来。

　　鉴于利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渠道不切实际，美国官员认为应该利用当前中美间仅存的一条渠道进行谈判，那就是华沙渠道。1970年7月8日，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西奥多·埃利特致函基辛格，提及国务院和军控与裁军署联合完成了一份关于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的报告，建议与中国在华沙会谈中进行这方面的谈判。［5］这份报告首先对中国的核军控政策历史进行了一番梳理与分析。报告认为，中国过去对核军控的敌视可以被解释为“不想放弃与对它有敌意的超级大国建立可信赖的防御力量的权利”。与美苏相比，中国的防御态势折射出它基本的战略弱点，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并不寻求“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但是它仍希望尽可能早地拥有“第二次核打击”防御体系。因此，美国提出与这种军事力量相抵触的任何军控手段都是不现实的，反而只会加深中国这样一种想法，即美苏图谋剥夺其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这会使中国认为美国试图继续维持针对它的“第一次核打击”政策。正因为中美间这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导致核军控谈判异常困难。其次，报告认为，中国一定会重视这样的会谈，这不仅仅是为了核军控，也是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因为这样的谈判可以帮助中国抵御苏联的威胁。当然，这有可能对美苏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基于此，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与中国达成互不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的协议；美国应该鼓励在华沙会谈以外的场所进行核军控谈判，例如利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召开国际会议，为中美对话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平台；为避免偶发战争的危险，双方应建立“热线”；美国可以考虑在核武器安全保护方面给中国提供一些不保密的资讯；与中国签订一个全面放弃拥有各种形式生物武器的双边协定。［6］这是尼克松政府第一份全面阐述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的建议报告，报告完成后即送交国防部和其他部门征求意见。对于报告中的一些观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卡德持有异议，他认为，“无论我们出于何种政治上的考虑，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将可能严重损害我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不仅包括盟友，也包括中立国家。在中国对其邻国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与中国达成互不使用核武器打击对方的协议，可能会被解释为如果中国不采取公开的攻击行为，美国将默许它的扩张行为。”因此，他建议只有当中国对美国和亚洲邻国的态度与行动发生根本改变时，美国才应考虑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7］尽管帕卡德持反对意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中方无限期推迟了第137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仅存的官方沟通渠道也中断了。鉴于此，军控与裁军署开始推动在非官方层面与中国探讨核军控问题。11月初，军控与裁军署代理署长法雷建议，在联合国框架下，当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解决之后，可以暗示罗马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希望他们邀请中国参加1971年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是一个由学者和公众人物建立的国际组织，目的是减少武装冲突带来的危险，寻求解决全球安全威胁的途径。在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布后两年，该组织成立，创建人为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伯特兰·罗素，创立地点为加拿大帕格沃什。罗特布拉特与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因在核裁军上的努力而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法雷认为，即使中国拒绝参加，这样的做法也会释放一个信号，即美国试图与中国改善关系。如果中国同意参加会议，美国将会得到与中国在非官方层面进行探讨核军控问题的机会。言外之意，无论中国做何种反应，对于美国来说都是有利的。［7］（pp.244~245）

　　这时，基辛格的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1971年3月16日，基辛格召开高级评估小组会议，就“美国在亚洲的核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基辛格询问法雷有关军控与裁军署准备的与中国进行核军控对话文件的进展情况。法雷立即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报告，就与中国进行核军控对话提出了六点建议：达成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建立华盛顿—北京热线；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进行信息交流；达成不拥有生物武器的协议；进行“帕格沃什式”的非官方军控对话；举行五个核大国会议，讨论偶发战争、指挥与控制、紧急状况下通讯的安排等问题。其实这六点建议只是在军控与裁军署1970年6月提交的那份报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项建议而已。法雷指出，在这六项建议中，美国已经着手进行了两项：一是试探非官方核军控对话的途径，建议罗马尼亚邀请中国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二是国务院和军控与裁军署正在合作起草一份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为将来与中国进行谈判做准备。至于其他四项，法雷认为则需要跨部门审议。

　　针对法雷的报告，3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约翰·霍尔德里奇建议基辛格授权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于3月24日审议军控与裁军署的报告，但是基辛格并没有立即接受，而是告知他已指示把关于中美核军控对话的一些更加温和的建议纳入到计划于6月4日完成的“对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即NSSM-124）研究报告一并进行讨论。［7］（p.274）

　　基于NSSM-124研究报告根据行动的难易制定“对中国的下一步行动”的指导原则，研究小组把中美核军控对话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进行信息交流、邀请中国参加“帕格沃什式”的非官方军控对话；第二类则是建立华盛顿—北京热线；第三类包括达成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举行五个核大国会议。其实NSSM-124研究报告关于中国核军控对话的建议变化不大，只是在上述六条建议的基础上，删除有关达成不拥有生物武器的协议这一条，其他建议不过按照轻重缓急，被重新排列组合而已。［7］（p.323）值得说明的是，法雷原来指出美国已在两个领域进行了尝试，即建议罗马尼亚邀请中国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以及国务院和军控与裁军署正在合作起草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但在NSSM-124研究报告中，达成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却被列到最难的一类问题中，而让罗马尼亚邀请中国参加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也因为中国表示不参加而遇到了困难。

　　虽然在邀请中国方面并不顺利，不过按照NSSM-124研究报告的原则，美国国务院仍然希望在核军控问题上能够在非官方接触上有所突破，但苦于没有机会。7月3日，美国国务院官员罗伯特·布莱斯特致函基辛格，建议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在非官方渠道上的接触。他告诉基辛格，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杰克·瑞纳，也是军控与裁军署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熟悉美国的核军控政策，而且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工作。美国国务院和军控与裁军署认为，可以通过瑞纳让国际和平研究所邀请美国和中国核专家于1972年夏在斯德哥尔摩会晤。为增加促成这次谈判的机会，一方面，他们建议美国可以利用在赫尔辛基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熟悉瑞纳的代表团成员飞往斯德哥尔摩告诉他此事；另一方面建议授权瑞纳告诉瑞典，美国政府支持这样的会议，但是美方参加人员应被严格限制在非官方专家范围内。［7］（pp.357~358）其实布莱斯特并不知道，此时基辛格正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开始了他一生中最神秘、最重要的一次旅行，与中国进行核军控对话也是他此次秘密访问的议题之一。

　　二、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与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核军控问题上的初步试探

　　早在1971年初，基辛格就开始着手为未来的中美会谈准备材料。他指示约翰·霍尔德里奇进行准备，其中包括军备控制问题。［8］7月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尼克松再次就访华议题进行审查，并告诉基辛格在他访华之前一定要取得一些成就，包括两国政府建立热线以及就防止偶发核战争签署一个协议等等。［7］（p.356）由此可以看出，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对与中国进行核军控对话抱有很大的期望。

　　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关于核军控问题，基辛格提到了最近苏联有关召开五个核大国研究核裁军问题的建议，（1971年6月23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召开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会议，研究整个核裁军问题。）想了解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针对美方的提议，首先，周恩来告诉基辛格，“中国政府完全反对由苏联政府提出的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的建议，因为他们想把我们套进去”，中国没有参加1963年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此后也没参加任何关于外层空间的条约或协议，周恩来解释为“不相信这些条约与中国所倡导的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其次，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原则，周恩来强调，“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与某些核大国的讹诈行为进行斗争”。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进行核试验是必需的，也是有限的。他建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大家在一起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而作为第一步，应该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最后，周恩来提到了日内瓦裁军会议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指出，中国“并不了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内容，但是所知道的是美国的国防预算每年都在增加，其结果就是你们进行裁军谈判得越多，你们的军备开支也越多，这使得世界变得不安宁和混乱”。［7］（p.408）其实，中国准备进行会谈的议题与美国是有差异的，这也反映了中美关注的重点不同。在中美会谈之前，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以及附送的两个公告初稿，并批示：“同意。”中美预备性会谈中的七项关键问题中有三项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有关核军控问题只有一项，就是中国不赞成苏联提议的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9］因此，当基辛格提出核军控问题之后，周恩来虽然有所准备并阐述了中方的立场，但并不愿意对此问题再进行详细讨论。

　　对于周恩来的态度，基辛格颇为失望，但是他仍然希望就核军控问题继续与中国进行交流。首先，美国希望在核军控问题上与中方建立一个信息沟通渠道。基辛格说：“如果能够寻找到方法，我们将试图与你们进行商量由其他大国所提出的、可能要影响到你们利益的任何建议，我们会非常认真地考虑你们的看法。”这显然是指苏联提出的召开五个核大国会议的建议。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基辛格说：“有关中国所要了解美苏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双边谈判，我们将会向你们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也会考虑中方的立场，以减轻中国对此问题的疑虑。当美国和苏联继续进行军控谈判时，可以通过这种沟通方法，减轻你们的军事压力。”其次，美国承诺在与苏联进行核军控谈判中不伤害中方利益。基辛格说，他了解周恩来的看法，也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参加五个核大国会议。他甚至透露美国也不会立即做出反应，但同时辩解：“由于其他国家会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最终会原则接受这项建议，不过准备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7］（pp.423~424）最后，基辛格还提出愿意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考虑到中国肯定会拒绝，基辛格说：“这并不是一个正式邀请，这完全取决于你们，我们不会用正式邀请来让你们尴尬。”对此，周恩来并没有立即答复，只是强调，“正如昨天告诉你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主要是你们美苏两家的事情。”［7］（p.445）

　　1971年10月20~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再次提出与中国进行核军控谈判问题，包括可与中国签署一个类似于同苏联签署的减少发生核战争协议和热线协议。［10］对于基辛格的建议，周恩来的态度仍旧比较冷淡。当基辛格主动提出可以把刚与苏联签署的两份协议的副本提供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表示，将其“作为参考”使用，“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谢谢你们让我们在这个领域增长了知识。”基辛格后来评价周恩来的态度“更多的是出于礼貌而非真正的兴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时，基辛格撰写了关于“美国愿意与中国签署任何我们已经与其他大国签署的军控协议”的语句，但是周恩来提出删除。因此，基辛格认为，由于中国对核军控问题缺少兴趣，美国当前的政策是“并不试图与中国签署一个核军控协议”，但要“一直准备与他们签署任何我们已与苏联签署的协议”，“即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仍不想与我们认真地讨论此话题，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既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又要向他们展示一个合理的、公平的对待原则”。［7］（pp.554~555）

　　基辛格两次访华的主要使命是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在所有议题中，核军控问题并非核心问题，在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的议题序列中，甚至排在最后几位。虽说基辛格数次主动提出核军控问题，并以向中方通报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为诱饵，但中方兴趣索然，美国在对华核军控问题上的初步试探无功而返。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共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涉及核军控问题上，尼克松再次向中方承诺，美苏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会随时向中方进行通报。周恩来除了表示希望美苏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上达成协议以外，并未在核军控问题上与尼克松进行更多的讨论。众所周知，尼克松访华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性意义，核军控问题并非核心问题，基辛格的前两次访华所探讨的话题已经为尼克松访华定下了基调。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在核军控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但是尼克松政府继续以通过与中方接触、向中方通报与苏联进行核裁军谈判信息的方式，诱使中国逐渐加入到核军控对话机制的政策没有改变。［7］（pp.761~785）

　　此后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基辛格多次利用纽约渠道和访华的机会向中方通报有关美苏在核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的信息，但在核军控问题上美国仍然没有超越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华时所奠定的模式，即美国通过会谈劝导并诱使中国加入到核不扩散机制中来，不过中方态度并不积极。

　　三、中美热线问题的提出与核军控对话的停顿

　　1973年1月20日，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虽然在1973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双方同意分别在首都设立联络处，但在核军控问题上仍然没有任何突破。为推进在核军控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对话，美国决定利用中国对苏联军事威胁的担忧来诱使中国尽快加入核军控体系。在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前夕，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弗雷德·艾克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一项建议，即“在中美之间设立热线，这样一旦苏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可作为交换敏感情报的一种手段，来增强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同时建议“为了提高中国锁定苏联目标的准确性，可通过正规商业渠道提供给中国高分辨率地球资源探测卫星照片，增强中国对苏联防范的有效性”。［11］如前所述，中美热线问题早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就曾被提出来，但未受重视。此次虽然旧案重提，但不同的是，美国更加详细地提出了具体实施方案。11月10日，基辛格访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他按照惯例向周恩来通报了美苏首脑会谈的情况，并大谈苏联对华的威胁性。为强调中美利益的一致性，他说：“对于此事，美国并非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因为我相信，让苏联摧毁中国或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将对整个国际局势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基于这种情况，基辛格告诉周恩来，他已要求政府内部进行一项只有四至五个人参与的秘密研究，分析这种威胁可能会是什么，中美该如何避免以及用不明显的方式提供何种协助。基辛格进而提到了弗雷德·艾克备忘录中的关键内容，即“关于如何提高贵国部队的防御和如何提前预警，我们有些设想”。由于此事极为敏感，基辛格强调，“必须保密并且在暗中进行”，如果中方“对此感兴趣，我可以让霍威司令或者我在小组讨论时进行详细的说明，这不涉及互惠或者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其若干常规情报而做出的建议”。周恩来并没有立即表态，在会谈结束前，基辛格再次提醒周恩来，“如果叶剑英元帅或者其他人想看这份研究报告的话，可与洛德和霍威进行接触。”［12］

　　由于周恩来一直没有给予答复，眼看第二天就要返程，11月13日晚，基辛格再次提到了中美热线的问题。他告诉周恩来，美国可以在两个方面进行帮助：一是如果中苏战争明显延长，美国可能在设备和其他方面给予援助；二是如何缩短这个危险期。基于互利原则，基辛格强调，“我们将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帮助，即在侦查导弹发射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供早期预警，但问题是如何将信息快速地传送给你们。因此我们希望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你们。”［13］关于如何保密，基辛格介绍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我们可以只宣布建立一条热线，就如我们和苏联、日本那样。但是这条热线是特殊的、不能让外人所知的。这样可以使你们得知攻击时转移轰炸机，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转移导弹。到那时，你们可能需要一条从北京到各个基地的良好通讯系统，我们可能在这个方面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另外一种是我们双方签署防止核战争协议，与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这样可以建立一条热线。”基辛格最后强调，“他只是考虑建立一条直通北京的热线，但又不让人注意。我们也可以提供某种雷达技术，但是必须你们自己去建造。”尽管基辛格简单地介绍了热线问题，还就建立热线的目的和方案进行了详细阐述，但周恩来仍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表示要先研究一下，在基辛格登机前再做答复。［13］

　　11月14日晨，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热线问题（关于中美热线问题的讨论并未收在FRUS 1969~1976，Vol.XVIII之中，甚至在11月19日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对此次访华进行总结时也只字未提，当前这部分会谈记录仅见于DNSA：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A Verbatim Record of U.S.Diplomacy，1969~1977和William Burr，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and Moscow,The New Press，1999，pp.203~206。此外，基辛格在《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1973~197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中也未曾提到过热线问题，直到2011年基辛格才在其最新专著《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中确认了此事。），周恩来表示当前不能详谈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具体和复杂，在我们与你们进行磋商之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关于中美防止核战争协定问题，周恩来认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协定，势必在国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说话算数的。”对此，基辛格表示，他准备把已拟好的协定文本留给中方进行研究。［14］事实上，毛泽东对美国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搞缓和非常不满，更对基辛格那种施舍与人的姿态表示不快。基辛格显然不知道详情，他发现，在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总的政策方向是保持下来了，但政策的实质内容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15］基辛格后来曾对其动机做出解释：“我是考虑到中国疑心军控谈判是美苏企图联手孤立中国之举才这样建议的，好让中国有机会参加这一进程。”［16］中国确实担心美苏勾结，但这并非主要原因。反而是基辛格在会谈中利用并极力渲染苏联威胁，企图诱使中国同意与美国建立热线，进而签署中美防止核战争协定，把中国纳入到核军控体系并限制中国的核力量，这才是真正的原因。1974年，尼克松卷入“水门事件”，8月8日宣布引咎辞职。人事上的变化不可避免地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减缓，核军控对话基本陷入停顿。

　　从战略上来说，尼克松上台之后急于从越南脱身，改变其不利的国际环境。转变传统的对华遏制政策、与中国接触，制衡苏联成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下，美国如何对待一个刚刚拥有核武器且不断发展的中国，确实颇费思量。继续坚持约翰逊时期的对华核遏制政策与美国当时的整体对外战略相抵触，而无视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任由其游离于国际核军控体制之外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构成巨大挑战。最终尼克松政府选择通过一系列渐进的方法，进行规劝与诱导，企图把中国纳入到国际核军控体系之中并限制其核力量，借以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

　　按照尼克松政府的最初设想，在核军控问题上，可依据轻重缓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美国就核武器安全保护问题进行信息交流。具体手段就是美国通过高层访问、巴黎渠道、纽约渠道以及联络处向中国通报与苏联签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等一系列协议的情况。美国多次向中国通报信息，其内容之详细，在中美关系史中实属罕见。尼克松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利用向中国通报的机会拉拢中国，同时迫使苏联在核军控问题上妥协。其次是建立中美热线。基辛格试图利用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以军事技术援助为诱饵，企图诱使中国与美国建立热线。但是热线问题过于敏感，在中美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建立一条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的热线，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内部认知方面都存在巨大障碍。最后是要达成一个中美双方互不使用武力的协议。关于达成协议问题，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中美会谈中曾多次暗示，可与中国签署一个类似于同苏联签署的协议，但考虑到中国历来对美苏构建的国际核军控机制的批评态度，美国人对此信心不足。因此，在尼克松政府时期，中美核军控对话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在核军控对话上是不对等的，并非在一个层面上。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并建立起一整套相对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国际核军控体系，在历史上也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核力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历来主张核武器国家“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等原则。［17］也正是这些原则，使得中国在国际核军控机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 参 引 文 献 ］

　　［1］ Coit D.Blacker，Reluctant Warriors：The United States，the Soviet Union and Arms Control，W.H.Freeman，1987；Patrick Glynn，Closing Pandora’s Box：Arms Races，Arm Control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Basic Books，1992；John Newhouse，Cold Dawn：The Story of SALT，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3；Strobe Talbott，The Inside Story of SALT II，Harper & Row，1979；Thomas Wolfe，The SALT Experience，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9.

　　［2］Proposal to bring ChiComs into SALT negotiations，July 22，1969，DNSA:CH00074.

　　［3］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詹欣：《试论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1961~1964）》，《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

　　［4］﹝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

　　［5］A Proposal for Arms Control Discussions with Peking，July 8，1970.RG59，S/S-NSC Files，Lot 73 D 288，General Files on NSC matters，NSC Miscellaneous Memorandum，National Archives.

　　［6］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A Brief for Arms Control Negotiations，June 26，1970.RG59，S/S-NSC Files，Lot 73 D 288，General Files on NSC matters，NSC Miscellaneous Memorandum，National Archives.

　　［7］FRUS，1969~1976，Vol.XVII.China 1969~1972，p.245.

　　［8］POLO I：Peking Memcons (by subject).July 9~11，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Staff，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China/Vietnam Negotiations，Box 1032；﹝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林钧红译：《正常化：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386页。

　　［10］FRUS，1969~1976，Vol.E-13.Documents of China，1969~1972，Doc.44.

　　［11］Memorandum from Solomon to Kissinger，Director Ikle’s Memorandum Suggesting Arms Control Issues for Possible Discussion in Peking，November 1，1973.RG59，Policy Planning Council：Director’s Files (Winston Lord) 1969~1977，Box 371，National Archives.

　　［12］FRUS，1969~1976，Vol.XVIII.China 1973~1976，pp.331~333.

　　［1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vember 13~14，1973，10:00 p.m.-12:30 a.m.DNSA：KT000904.

　　［1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November 14，1973，7:35 a.m.-8:25 a.m.DNSA：KT000908.

　　［15］﹝美﹞亨利·基辛格著、张志明译：《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39页。

　　［16］﹝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6页。

　　［17］《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199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wgk/2005-05/25/content_811.htm；《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3年1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5-06/28/content_10537.htm；《中国的军控、裁军和防扩散努力（200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网站，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05-09/02/content_30987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