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议题”作为1969年至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的核心议题，贯穿于双边谈判的始末。自1969年1月尼克松上任伊始对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寄予厚望，到1972年2月28日中美共同签署《上海公报》，在经历华沙渠道探虚实、巴基斯坦渠道传信息、巴黎渠道做安排、纽约渠道通情报等多渠道综合运作的同时，美方特意安排了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第二次公开访华、黑格访华等一系列访华行动为中美首脑峰会作准备。多元化沟通渠道与中美高官会谈穿插运作是这一时期曾长期敌对的中美两国解冻外交关系的重要特点。此外，中美关系解冻亦是由一系列谈判连接而成的一段历史，从第135、136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到北京的“高峰之春”，双方无时无刻不在谈。谈判成为曾长期敌对国家解冻外交关系初始阶段接触和交往的主要方式。而在诸轮谈判之中，“台湾议题”无疑成为中美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美方如何做到既交“新朋友”，又勿忘“老朋友”？中方如何做到既捍卫国家主权，又提升国家安全？双方是如何既不在原则上让步，又要形成“暂时便利”的双赢，促成《上海公报》的发表？这是双方均面临的严峻挑战。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使得从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尼克松时期的对华政策成为可能。对此，本文将作一详尽论述。
　　一、沟通渠道开启过程中的台湾议题
　　尼克松为改善对华关系，首先寄希望于中美大使级会谈传信息。在1970年1月20日召开的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伊始，美方明确表达了“希望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良好愿望，强调美国无意单边或纠集其他国家阻止中国发展同其它亚洲邻国的正常、友好关系，无意阻止中国寻求在该地区的合法国家利益”。在台湾议题上，尽管美国早已意识到它是双边关系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但表述并无太多新意，仍然表示要协防台湾和澎湖列岛，反对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将从台湾撤军问题同缓和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即“随着亚洲和平与稳定发展，可以考虑减少在台的军事设施”。美方认为中美双方应同时向前努力, 不仅仅是在台湾议题上，还应在两国广泛的双边议题--贸易协议、拒绝使用武力、裁军中取得进展。中方谈判代表雷阳则用大量的时间重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在1970年2月10日举行的第136次大使级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
　　基辛格对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的评价是：中方虽重申中国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但没有明确要求美国采取具体行动，甚至避免提到“美在台军事存在”这类不利于会谈气氛的话题，并由此推测：中国有可能准备考虑在台湾议题上采取更为折衷的解决办法，或在其他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努力。鉴于此，基辛格主张华盛顿对中国同意接待总统特使应给予积极回应。
　　中美第137次华沙大使级会谈因蒋经国访美和美国武装入侵柬埔寨而未能如期举行，华沙渠道也由此不了了之，趋于终结。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渠道的顺利运作使得基辛格在1971年4月取得了北京秘密之行的“入场券”。
　　自1971年春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以下简称国安会）开始准备基辛格中国之行的任务书。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设定美对华谈判的基本策略和方式。事实上，美方已完全预测到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解冻谈判中颇为棘手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尼克松要求基辛格对台湾议题采取一种“模糊、闪烁”的态度，要尽量避免过多谈论美国的立场。在谈论从台湾撤军时，要指出美驻扎在台湾的6000名军人直接参与了越南战争，要将结束越南战争同台湾撤军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5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针对即将开始的与美国特使的预备性会谈，报告确定了在台湾议题、印度支那问题、以及双边关系上对美谈判的八项原则。这八条原则除重申了中国方面的一贯立场之外，有三点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同时，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做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二是继续强调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的同时，亦强调力争和平解放台湾议题，认真加强对台工作。三是初步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