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对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工作严格按照外交程序与礼仪来执行，组织严密、注重礼节。8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送别返国苏联专家应当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充分肯定了苏联专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帮助，提出了做好送别专家工作的十点注意事项。例如，带专家及其家属郊游、摄影留念，举办好送别宴会，发给纪念章和纪念礼品，做好铁路和公路沿线的安全工作等等。［6］国防部还发出通知特别强调要把苏联军事专家的行为与政府的行为区别开来，对他们要一如既往，照例举行欢送、赠送礼品，尽量满足他们的个人要求等。很多苏联军事专家在撤走时都非常留恋他们在中国的工作经历以及和中国同事结下的深厚情谊，送别场面也非常感人。空军的一位苏联专家在临别时非常激动，双手握着聘请单位领导的手，眼泪不停地流，一句话也说出不来。还有的苏联专家在临上火车前还送给翻译尚未公开发表的新材料。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回忆说：“局里所有的军官都来送我，很多很多的鲜花，还有管乐队演奏。当火车启动时，我的翻译哭了，我也非常伤心。”［7］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工作于8月4日宣读照会之后正式开始，到8月8日已经有92位军事专家返回苏联，苏联军事专家组组长巴托夫于8月15日返回，至8月底在华全部苏联军事专家都返回了苏联。

　　三、苏联军事专家撤走的影响

　　苏联专家的撤走宣告了苏联对华技术援助的全面终止，这种撤走是在中国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宣布的，给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关于苏联军事专家撤走的影响，俄罗斯学者认为：从中国召回军事专家的举动造成了中国国防工业生产下滑与混乱，在由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参与开发的国防工业产品和专业技术设备的生产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中国军队基本建设在1961年缩减了50%~70%，一年内中国军队最多只能获得1/3到1/2的必要物资。［3］ （с.164）那么，事实果真如俄罗斯学者所判定的那样吗？笔者认为,苏联军事专家撤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武器装备与人才培养两个领域，而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则又可以分别从常规武器装备与战略尖端武器装备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对常规武器装备的生产与发展冲击甚微

　　苏联对中国国防工业的援助是从常规武器和战略尖端武器两方面实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中最后实际执行的是150项，其中国防工业为44项。对于这44项国防工业，苏联提供了成套设备并且派遣了专家，从设计、仿制到技术培训都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援助。“二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了158个成套设备项目，其中国防工业43项。因此，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援建了87项国防工业。关于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援助的项目数量，有多种统计结果。苏联学者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认为：从1950年到1959年苏联在华援建了约100个国防企业。［8］德国学者海因茨希认为：从1950年到1959年苏联在华建设了近300个工业企业和设施，其中1/3属于军事部门。［9］扎捷尔斯卡娅认为：从1950年到1960年，苏联在华援建了291个工业企业，其中86家企业带有纯粹国防企业性质，苏联把实现中国工业化基本建设的投资都用于国防工业的发展。［3］ （с.130）不管是哪种统计结果，都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国防工业企业的援助，这种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础。

　　在苏联的援助下，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初步具备了生产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的能力，累计仿制生产了100多种制式武器，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0］奠定了国防工业的基本布局与基础。1959年国庆阅兵时，中国自制的超音速歼击机、中型坦克、装甲履带运输车、100毫米高射炮、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以及大威力的火箭炮等常规武器装备都已亮相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当“苏联于1960年中断援华时，中国的常规装备已经能够自给”。［11］因此，苏联军事专家的撤走对中国国防工业领域内常规武器的生产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战略尖端武器的研制

　　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苏联对中国国防工业的援助集中于原子能工业和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这一援助是通过铀矿勘察、核物理研究、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方面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展开的。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订《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根据这一协定中苏两国在中国境内合作普查勘探铀矿；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率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事业以及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立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一个小型实验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1956年8月17日，李富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确立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通常简称为《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等；1956年12月29日，中苏又重新签订了苏联给予中国在铀矿普查勘探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

　　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于北京西南郊兴建了原子能科研基地，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来华讲授关于原子能的各种问题，1957年苏联还派来了十几位原子能专家来中国核物理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并移交中国。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配套器材以及102名苏军官兵的国际列车驶入中国；炮兵教导大队的训练班在苏军官兵的教导下开始训练；在苏联学习的部分中国留学生转入到特种专业学习；1958年9月，空军建制下的第一所导弹学校成立， 12名苏联专家在此授课；1958年10月6日，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在北京成立。到1958年底，共计有111名原子能专家、43名开采核材料的地质专家、340名与核研制有关的专家在华工作。但是，苏联对中国原子弹和导弹的研制始终是援助与限制并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中苏两党政见的分歧，另一方面是由于赫鲁晓夫不想破坏与美国的禁止核试验和核扩散的谈判。在炮击金门和响尾蛇导弹事件之后，苏方开始明显地以种种借口违约。1958年10月，苏联拖延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9年6月，又拒绝按协议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导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回全部专家、撕毁协议，致使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和原子弹、导弹尖端武器的研制陷入突如其来的困难局面。“由于很多项目和工程都已经搭好了建设框架，一旦苏联停止援助，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设备材料停止供应，工程也就无法继续下去；设备只提供了合同的40%，在已经供应的设备中，一般设备多，关键设备少。有的工程设计苏联虽然已经完成，但是文件资料不完整，我国的技术人员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12］因此，在这种困境下，许多项目的设备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安装配套，如海军的导弹靶场和长波电台的建设，空军的地空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和发射架的订货验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543”、“542”两种型号产品的总设计和仿制，军事工程学院高射导弹射击理论、控制回路设计和飞行理论等新专业的教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