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Smith曾给民族旅游下了个定义：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士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1]。因此少数民族古朴的文化和传统的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中奇秀的山山水水等都是民族旅游的重要资源[2]。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支撑点，民族旅游开发以丰富的现存文化资源为基础，其开发和再生产所需投入不多，是一种低耗高效型的新型文化经济形式[3]。因此，许多民族地区纷纷开发以展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风情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旅游，迅速实现了脱贫致富[4]。中国民族地区凭借着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纷纷加入旅游开发行列。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是适应其自然、社会环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旅游开发而来的商品经济、外来文化极大冲击着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生态。在民族旅游开展的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快速地变迁[5]。中国学者在居民对民族旅游文化的影响与感知方面已做了许多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分析了居民对民族旅游文化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感知与评价，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民族旅游文化的感知研究并不多见，而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旅游发展比较迅速，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当地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使当地居民的服饰、饮食、信仰、语言等方面已经被外来文化深深影响，这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故对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9]。在本文中，笔者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从目的地居民对民族旅游文化的感知进行分析，进而做出评价，从中揭示出旅游产业的发展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影响，以便为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研究对象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之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藏民族的聚居地域辽阔，民族形象强，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甘南藏族自治州是甘肃境内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其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独特的“后藏”藏传佛教文化传统，与当地的草原风貌、历史文物及宗教胜地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类型全、品位高、功能齐、特色浓和原始性、神秘性、多元性闻名于世。由于甘南藏旅自治州经济发展缓慢，当地居民民族信仰、传统文化保留较完好，现代的旅游活动是一种大众文化活动。“而大众文化的生产、制作、发行则是按商品交换规律运作的，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10]。因此，获取经济效益，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任何一个民族旅游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根本目的，近年来随着民族旅游的兴起，使得甘南藏族自治州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影响[11]。
笔者为了更好地了解旅游对当地居民在文化、经济、环境的影响，2011年7月15日—8月20日，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当周草原、拉卜楞寺、桑科草原、郎木寺等景区、景点内对当地居民以发放问卷和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主要涉及民族旅游地区旅游对当地居民在文化、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的影响，主要涉及旅游对民族旅游地区文化方面的影响。该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剔除一些信息不完全问卷后，其中有效问卷251份，有效率占83.7％。
三、民族地区居民对民族文化感知模型的结构与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民族文化感知模型的结构
“感知”(perception)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是用以解释、预测和描述人们在受到对象(个人、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集团等)的刺激后所做出的反应；居民旅游感知是指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12]。刘赵平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一文中用演绎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旅游对目的地的民族文化影响是指“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体系(如服饰、语言、民间艺术、宗教等)以及社会生活质量(如家庭结构、性别角色、社会结构等)所产生的影响”[13]。旅游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来说更加偏重文化，文化是支撑旅游的基石，对于日渐火热的民族旅游显得尤为重要。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民族地区影响甚为明显[14]。旅游目的地居民是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载体，当地民族文化的传承者。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旅游的生命线和内动力，然而，在民族旅游过程中会产生民族文化的变迁[15]。旅游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接待地的社会中，引起目的地居民思想文化的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影响[16]。
居民对传统民族文化感知的全过程为：首先，居民对居住地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和传统文化、习俗的感知；第二阶段，旅游产业的大力发展，通过对当地各种传统民族文化(15种要素)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感受，这时，当地居民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前或发展初级阶段与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的差距得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的认知。当满意时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般时则影响不大，不满意则表明给当地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等。
(二)民族地区居民——民族文化感知结构和评价模型的建立
对问卷采取李克特五点量式法进行分析，其中5分表示很赞同，4分表示赞同，3分表示比较赞同，2分表示不赞同，1分表示很不赞同[17]。为了直观地看到当地居民对各因素的影响结果，建立要素评价模型。
表示第j项因素的评分结果，mi表示该影响因素在李克特量表下的评分(1－5分)，其中，ni表示某一影响因素在李克特量表下，某一得分的评分人数占所有评分总人数的百分比，N表示填写问卷的总人数。
(三)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产业的民族文化影响的感知评价
根据调查数据及模型计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影响感知评价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影响的前7个要素评价赞同度较高，感知度均在3.5分以上，其文化要素评分在4分以上的占了所有评分人数的50％以上，特别是提高旅游地知名度评价赞同度最高，占总评价人数的77.69％；反之，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影响的后8个要素评价赞同度较低，感知度均在3.5分以下，其中对民族信仰淡化赞同度最低，评分在3分以下的占所有总评分人数的74.91％。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于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效应有很高的赞同感，甘南藏族自治州发展旅游产业一定程度改进了居民思想观念、促进当地文物保护和利用以及学习外来文化，更重要的是刺激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当地居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习俗、语言、饮食、服饰、仪式、节日庆典等)感知度普遍很低，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传统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并没有引起当地居民重视，如民族传统文化经过二次加工可能会导致一些特质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被过滤，民族文化有可能会被扭曲；同时民族地区居民在不断与外来游客接触的过程中被游客所带来的外面世界的价值观所吸引，民族地区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和威胁。
四、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感知评价分析
(一)不同性别的居民群体对旅游产业对于民族文化感知分析
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旅游不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旅游地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地的女性，她们作为民族旅游参与的主力军，旅游对她们的影响也最为深刻[18]。因此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在旅游产业对于民族文化感知方面有着不同的观点，在本次共251份调查问卷中，设有男性问卷127份，女性124份，分别占问卷总数49.40％和50.60％，男女性别比基本为1∶1。
可以看出：在感知模型中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对生活、信仰、传统民俗的关注度不同，不同性别居民在旅游产业对于民族文化方面的感知不尽相同。总体看来，在各个影响因素中男性居民赞成度比女性居民赞成度的比例较高，男性居民在有利于学习外来文化、改善旅游地居民关系、降低人与人信任度方面3个因素中赞成度明显高出女性居民很多，但在促进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进、民族信仰淡化2个因素中女性居民赞成度明显高于男性。说明男性受外界影响明显大于女性，思想观念较女性开放，同时民族传统文化意识也日渐淡薄，所以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制定一些保护民族文化的措施，以防止过度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固有的、本质的文化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此项的分析中，由于男女兴趣爱好、认知、工作性质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对于旅游带给本民族文化的影响感知各不同。
(二)不同学历的居民群对旅游产业对于文化的感知分析
学历的高低决定着对事物认知程度，甘南藏族自治州为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在此次调研中分别对本科以上、大专、中学及小学以下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访谈。其中小学以下学历问卷有15份，占5.98％；初中、高中、中专学历问卷有151份，占60.16％。本科及研究生学历问卷有85份，占33.87％。从图3中可以看出，文化背景不同在文化认知方面影响当地居民的感知评价。学历在小学以下的居民对于有利于学习外来文化、提高旅游知名度、促进旅游地普通话推广因素的赞同度很高，平均分在4分以上，说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小学学历以下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带来的积极影响很大。随着学历的不断提高，对于旅游产业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不同方面的思考，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在提高旅游知名度、引发旅游地犯罪率提升等不良社会现象、民族服饰存量减少、民族信仰淡化方面比其他学历居民赞同度高；初中、高中、中专学历居民对于旅游产业对于本地区社会文化影响感知为一般，各个因素感知评价变化不明显，初中、高中、中专学历居民比小学以下学历居民对事物认知度高，但不如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居民理性化、前瞻化。表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居民认识到旅游产业发展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冲击，所以应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
(三)不同年龄段居民群体对旅游产业对于民族文化的感知分析
中国自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各年龄段居民生活的背景差异度较大，他们对旅游产业对于文化的感知度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如图4所示，18岁以下主要为90后及00后，占总调查人数12.8％，该年龄段主要呈现出好奇心强、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信息和知识丰富。在促进旅游地居民思想观念进步、改善旅游地居民的人际关系两个要素中赞成度18～35岁居民比36～59岁、60岁以上居民高出很多。其中，在促进旅游地居民思想观念进步因素中感知分数为4.09，在所有年龄段中评分最高，而18～35岁在提高旅游知名度因素中的评分最低，是唯一一个评分在4分以下的年龄段。18～35岁、36～59岁两个年龄段居民为当地经济发展主干力量，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70.9％、15.5％，在降低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因素中差异度很大，18～35岁年龄群居民在此因素中的感知评分为2.82，表现为不满意，36～59岁年龄群居民在此因素中的感知评分为3.66，表现基本满意，说明年龄群的不同，在对人与人之间信任度评价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18～35岁年龄群居民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大逐渐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度，缺乏安全感，36～59岁年龄群居民仍然保持少数民族特有的豁达、信任。总体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地居民对于15个影响因素的感知评分逐渐降低，18岁以下居民感知评分的平均分为3.34分，18～35岁居民感知评分的平均分为3.26分，36～59岁居民感知评分的平均分为3.42分，60岁以上居民感知评分的平均分为3.07分，表明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当地居民感知到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的同时，更要注重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以更好促进本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和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建议与讨论
第一，在李克特量表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文化感知模型，该模型对于少数民族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感知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价值。
第二，从调查数据及模型计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居民对当地发展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影响感知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性别上来说，男性居民受到更多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女性居民由于工作、生活方面的原因较为少的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学历的高低，当地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影响的感知是不一样的，学历越高对于旅游带来的影响认知越高。不同的年龄段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影响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年龄越大越深刻的认知旅游带给当地的影响。同时在整体结果的分析中发现当地居民对于旅游业带来的积极效应有很高的赞同感，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一定程度改进了居民思想观念、促进当地文物保护和利用以及学习外来文化，更重要的是刺激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第三，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负面影响的感知，说明甘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旅游产业给当地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民族文化的扭曲和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并没有引起居民的重视，因此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应结合起来，同时强化巩固正面影响的感知，弱化负面影响的感知，从而促进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本研究结论仅限于对前台居民进行分析，通过长期的跟踪分析，可以得出民族旅游地居民对民族文化流失的认知程度、认知反应等。在民族文化舞台化过程中位于前台的居民并未发现民族文化的逐渐流失，但是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当地居民意识到，他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才是最宝贵的，是对外地游客产生吸引力的资源，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在此时，当地居民开始了自觉的文化回归，原来被破坏了的民居建筑得以恢复，甚至早已失传的民族制作工艺和各种文化表达方式纷纷被挖掘出来，旅游业还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19]。
第五，民族文化在自我本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变异，但其本质的内涵没有发生变化[20]。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不是让它停滞不前，而是让民族文化的社会变迁的自然状态下进行自我的变化、发展，并不是被迫的进行变化。旅游业只是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催化剂，加速其发展，对于民族文化本身的影响不是很大，民族文化也要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产生变异，这些变异是民族文化在其发展道路上的必经之事，我们对此应该保持认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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