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艺术如何为现代社会服务，自解放区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战线的作用，而在京剧界尽快推出一批可以传承下去的、大力弘扬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京剧剧目，就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最先被推出的就是《红灯记》。

　　《红灯记》推出引轰动

　　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源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作者是中国著名电影剧作家沈默君。1961年底，他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搞文学创作，在收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事迹时，被一个北满抗联交通员的故事深深感动：抗战时期，黑河地区的一个北满地下交通员，奉命前往哈尔滨递送一份重要情报。来到哈尔滨后，他按要求入住在一个小客栈。在规定的时间里，接头的人没来，而他带的钱已经全部花光了。既没钱续交房租，也没钱买饭充饥，更不能擅自离开接头地点，北满交通员只好装病卧床，整整饿了4天。就在他快要饿死的第5天，接头人才现身。北满交通员终于完成了任务。这个事迹很感人，沈默君的内心涌起了创作的冲动，但却迟迟没有动笔。

　　1962年5月，组织上将他正式调往长春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刚刚进厂，两位导演即希望他能尽快写一个电影剧本。要求是：制作成本要低，故事性要强，人物鲜明突出。尹弋青导演补充说：“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但都不是亲人’的本子，那就有戏了。”

　　这个提醒，一下子就打开了沈默君的创作思路。于是，以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的故事为基础，再参考戏曲《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沈默君初步构思出了李玉和一家三代并非血缘关系的人物关系构架：共产党员李玉和与并非亲生的母亲李母，以及非亲生的女儿李铁梅组成了一个和睦家庭；为了给北山游击队送一份非常重要的密电码，李玉和一家三代前赴后继，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就在沈默君创作《红灯记》时，他的作家朋友，同时也是在北大荒农场一起劳动改造的作家罗国士请他利用此前的人脉，将自己借调到长影来，以便安心创作小说。经过沈默君多方协调，罗国士如愿来到长影。沈默君每写完一场戏，罗国士便帮着誊抄一场戏，顺便也做了大量文字润色工作。剧本写成后，为示尊重，沈默君便在电影剧本的创作栏上，同时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因为罗国士的情况复杂一些，按当时规定，没有署名的资格，沈默君便自作主张，给罗国士取了个罗静的笔名。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署名为“沈默君、罗静”的由来。

　　《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发表后，沈默君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一致要求李铁梅不死。与此同时，编辑部和政审部门也强烈表示：铁梅绝对不能死。他顺应大家的请求，将结尾改成：在北山游击队的帮助下，李铁梅携带密电码闯关成功。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演，受到普遍好评。

　　尔后，哈尔滨市京剧院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剧本。他们决定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并将其定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

　　就在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同时，上海爱华沪剧团同样得到了这个电影剧本，并决定将其改编成沪剧。1963年春节，爱华沪剧团的沪剧《红灯记》正式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沪剧版《红灯记》不但完整地保留了电影版《自有后来人》的粥棚脱险、李奶奶叙说家史、智斗鸿山、刑场诀别等重要情节，更用一盏红灯贯穿于整个剧目中，既富有传统戏曲特点，又升华了戏剧主旨，改编更为出色。1963年2月下旬，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听说了沪剧版《红灯记》口碑不错，于是便前往红都剧场观看了此剧。她被此剧深深吸引了。当时，举国都在搞现代戏创编，于是她便携带此剧剧本返回北京，交给了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并建议将其改编为京剧。林默涵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当年秋天将改编的任务下达给了中国京剧院。

　　中国京剧院接到这个改编任务后，决定组织一个最硬的班底进行移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演出班底，比哈尔滨京剧院的演出班底更硬些。

　　1964年6月，中国京剧院版的《红灯记》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获得了巨大成功。

　　由于中国京剧院和哈尔滨市京剧院同时推出了《红灯记》。江青出面，将两个演出班子的演员叫到了一起，并提出：能否两个团共同改编这个戏；建议将剧名定为《红灯记》；两个剧院的剧本都不错，但仍有不足，最好以它们为基础，进行再创作。两个剧团接受了江青的建议。

　　稍后，江青要求：哈尔滨市京剧院排演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停止巡回演出，停止发行唱片，停止对外辅导。此后，哈尔滨市京剧团版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渐渐不为人所知，而中国京剧院版的《红灯记》得以推广，广为传唱，并最终入选了八个革命样板戏。

　　1968年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被列入第一批投入电影拍摄的样板戏，从1969年至1972年，《红灯记》三上银幕，其中尤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彩色舞台艺术片影响最大。随着电影的上演，《红灯记》也从城市来到农村，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亿万观众稀少的精神食粮。

　　《沙家浜》打磨近十年

　　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改编而成的，而沪剧《芦荡火种》的剧本则是根据新四军战地作家崔左夫的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和叶飞的长篇回忆录《火种》的某些篇章为基础创作出来的。

　　故事发生的真实背景是，1939年5月，新四军老六团部分指战员在叶飞领导下开赴苏州、常熟、太仓一带，与当地人民抗日自卫队会合，组成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1937年9月，江抗遭到伪“忠义救国军”大举进攻，损失惨重，主力部队被迫奉令西撤，包括江抗营职参谋夏光在内的数十名伤病员被迫紧急送往阳澄湖养伤。由于日伪军严密封锁了阳澄湖以及周边的村庄，伤病员的处境异常艰难，然而在当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成功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虽因缺医少药，好几位战士牺牲了，伤病员的人数最终减少至36人，但绝大多数伤病员都康复了。

　　1939年10月底，以这批伤病员为骨干，组建了“新抗联”司令部特务连。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又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四团。1948年11月，作为战地记者之一，崔左夫参加了淮海战役的实地采访，叶飞给崔左夫讲起了这支部队的起源，以及他们在阳澄湖养伤的经历。叶飞希望，将来有人能将这段经历写出来，以纪念抗日战争中的军民鱼水情。此事深深地打动了崔左夫。当晚，他立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江抗36个伤病员不平凡的经历写出来！1957年7月前后，觉得资料收集得差不多了，崔左夫便开始着手写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他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初稿。

　　就在崔左夫完成《血染着的姓名》之后不久，叶飞口述，由夫人朱一、秘书高松记录整理，写成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后来，叶飞又将《火种》中有关伤病员养伤的部分情节摘出，取名《阳澄湖畔》，陆续发表于上海《萌芽》和南京《雨花》杂志上。

　　当时，戏剧界在搞现代戏的创编活动，上海市爱华沪剧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是崔左夫的老战友，看完《血染着的姓名》后，兴奋不已，并与编剧文牧商议：以报告文学为基础，再参考叶飞的回忆录，改编成沪剧，最初取名《碧水红旗》，稍后更名《芦荡火种》。

　　改编剧本时，为了便于舞台展示，文牧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戏剧化处理：将36位伤病员缩减为18位，使得剧情和人物更为紧凑；将原有的“东来茶馆”改名为“春来茶馆”，以“春来”为寓意，再现剧中英雄人物坚信胜利的春天必将到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将“春来茶馆”老板、党的秘密交通员胡广兴，改为他的妻子“阿兴嫂”；稍后，因为在演唱时，“兴”字发音与曲调配合有困难，遂改为“庆”，于是便有了“阿庆嫂”这个人物，此前剧中没有女主角，“阿庆嫂”出来后，不但此剧有了女主角，同时也增添了许多戏份。

　　1960年春，沪剧《芦荡火种》正式在上海公演，获得好评。

　　1964年1月22日，文化部特地安排上海人民沪剧团进京演出，刘少奇、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1964年3月5日，革命现代沪剧《芦荡火种》再次在上海隆重公演，并创造了连演7个月、370场，场场皆爆满，观众多达56万人次的纪录。就在沪剧《芦荡火种》进行复排时，正在上海疗养的江青听说了这个剧，并到剧场观看了演出。她被这出剧深深地打动，于是没等返回北京，她就通过文化部，将此戏推荐给了北京京剧团，并希望能将此戏改编为京剧。北京京剧团全体演职员一致通过了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工作计划。

　　京剧改编初期是完全照着沪剧来的，沪剧中并没有刁德一的戏份，故而谭派亲传弟子、马连良的义子、京剧名家马长礼并没有参加这个剧组。因政治、形体不符等原因，裘盛戎未能加盟此剧，因而这个演出班底，与中国京剧院的演出班底相比稍显逊色些。为与沪剧《芦荡火种》有所区别，改编的京剧剧目更名为《地下交通员》。

　　首场演出时，北京市市长彭真、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皆应邀观看了演出。总体说来，改编的京剧剧目《地下交通员》首场演出并不成功。终场时，江青一言不发，拂袖而去。更要命的是，返回住地后，江青立刻派人打来电话说，以后永远不要再演这出戏了。江青离开时，彭真并没有离开。彭真虽然也不满意改编的结果，但觉得此剧总体还是好的，于是就在现场鼓励大家说：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

　　经过再次修改的京剧版《芦荡火种》终于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京剧舞台上。1964年3月底，江青和彭真等人重新审看了该剧后，大为赞赏。彭真连声说“你们改得好，演得好”，当即批准对外公演。北京公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北京京剧团连演100多场，场场都是爆满。1964年4月27日晚，彭真邀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稍后，经江青协调，1964年7月23日晚，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陪同下，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芦荡火种》。

　　戏演完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与剧团领导和演职员们座谈。在充分肯定了京剧版《芦荡火种》取得成就的同时，毛泽东也对剧本进一步修改提出了自己的五点看法：第一，剧中有关新四军的音乐形象不是很饱满，应当用音乐鲜明地烘托新四军战士的形象；第二，军民鱼水情不够突出，应当加强军民关系的戏份；第三，结尾不是太好，有点像闹剧，应当特别突出武装斗争，应当特别强调新四军打进去，应当特别地强调用革命武装去消灭反革命武装；第四，剧名不是特别好，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的火种怎么燎原呢？再说，那时期的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了，而是火焰了嘛！故事既然发生在沙家浜，而中国有许多戏都是用地名当戏名的，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第五，在谈到京剧唱词时，毛泽东特意展开说道：京剧要有大唱段，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

　　体会毛泽东的讲话，京剧版《芦荡火种》的编剧们感到毛主席不太满意的是三点：剧本过于突出地下工作，而没有突出新四军伤病员的武装斗争；没有强调沙家浜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剧本结尾的情节，不能用潜伏袭击形式消灭敌人，而应当以堂堂正正的军队去取得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编组立即投入了新一轮修改：首先，将京剧剧目的名称正式定为《沙家浜》；其次，增加了郭建光在阳澄湖畔的大段唱腔；其三，增加了郭建光与沙奶奶在阳澄湖上的大段对唱；其四，增加了伤病员奔袭的戏份；其五，增加了新四军武装打入沙家浜的戏份。

　　经过又一轮修改的《沙家浜》，于1965年3月重新公演，获得了空前好评。稍后，作为新编现代戏的重头戏之一，《沙家浜》荣列八个样板戏之一，并成为中国现代京剧史上最为著名的京剧剧目之一。

　　现代京剧样板戏成为经典

　　根据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的情节，并重点参考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话剧《智取威虎山》以及北京京剧团此前推出的京剧《智擒惯匪座山雕》，上海京剧院开始创编京剧《智取威虎山》。

　　1958年8月，在南京中华剧场，上海京剧院正式推出了此剧，1958年12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特意邀请正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并“指导”《智取威虎山》的排演。此后，江青便以“指导者”身份介入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第二稿的改编工作。

　　1964年6月17日，《智取威虎山》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毛主席观看了演出，尔后，江青全面介入《智取威虎山》的修改排练，并全面调换演职员。《智取威虎山》逐步成为现代京剧样板戏。

　　除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之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及“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两出剧目，先后列入新编京剧现代戏，尔后荣升八个样板戏，它们是山东京剧团排演的《奇袭白虎团》和由上海京剧院搭建演出班底的《海港》。

　　关于这批新编现代戏，有人说都是江青搞出来的。在此，我们费了许多笔墨，详细介绍了它们的形成过程，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有剧目都由各地创作人员根据实际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江青只有发现和支持之功，并无创编和改革之能。关于此点，毛泽东当年就曾有过客观评价。同时，也应看到，特别是江青把持了文化艺术领域后，只推崇她参与指导的革命现代戏，忽视历史新编戏剧创作，对优秀传统剧目一律采取封锁禁锢政策，搞得中国戏剧艺术领域一枝独秀、百花皆凋。（摘自《当代北京》2014年第4期，原文约7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