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7年，新中国依托苏联专家及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大）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教育经验，在高等学校初步开设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该课程起初作为一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后来逐渐成为高校经济学的主流课程，甚至一度成为经济学理论学科的代名词。鉴于学界目前较为缺乏关于这一主题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人大校史档案，尝试从学科史的视角呈现1949~1957年苏联专家和人大在师资培养、制度建设和知识体系方面建立这一课程的过程，总结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经验，以深化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史的认识。 

　　高校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开设与苏联经验的应用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在接管旧学校的过程中已经通过设置政治理论课的形式推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大学。在此之前，一些高校零星地设置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如王亚南在中山大学等校开设过相关课程；根据地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对完善，如王学文在陕北公学等校讲授政治经济学。1949年11月4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决定成立由王学文、王亚南等9人组成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各大学增设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并号召研究旧经济学的教员重新学习和教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经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经济思想领域取得领导地位，但同时出现了师资匮乏、内容零碎、组织脆弱等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正规化建设。［2］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及教育部决定以人大为试点，探索包括政治理论课在内的高校教学改革。1950年7月初，人大酝酿成立了直属校部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并将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设定为公共必修课。据1950年11月人大人事处的材料显示，教研室由宋涛担任教研室主任，徐禾任秘书兼教员，方钢等4人担任翻译员；共有教员16人，其中大学文化程度14人，高中文化程度2人。［3］大部分教员来自华北大学政治班，还有教员来自其他高校的经济学相关专业，如孙健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总体上看，教员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基本上是“从头学起，基础很差”［4］。据宋涛回忆，人大本来任命他担任1950年3月设立的经济系主任，然而苏联专家来后，学科完全按照苏联模式设置，成立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原经济系并入经济计划系。［5］ 

　　在苏联高校，政治经济学从属于以马列主义基础为轴心的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其课程建设开始于十月革命，设置了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1938年9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联共（布）中央指示高校结束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互不统属的状态，以马列主义课程为基础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程，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6］1942年8月12日，苏联高等教育委员会进一步要求在技术、师范、艺术高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并规定有三个（含三个）以上政治经济学教师的高校必须成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7］在此基础上，苏联高校于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规范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体系建设，以教研室为基本教学组织，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苏联专家作为苏联经验最主要的输送者，成为影响新中国高校建设的重要群体。从1950年6月到1957年6月，人大共聘请了7位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详见下页表），是新中国聘请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数量最多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高校。其他高校也有少量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如北京大学先后聘请了古马青珂（聘期为1952~1954年）、古敏娜（聘期为1954~1955年）、洛布霍夫（聘期为1955~1956年）。［8］人大要求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必须在一周内，由领导上考虑使其具体化，并使之贯彻执行”，确实无法实施则必须向专家做出解释；而且要求各教研室师生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9］ 

　　1950~1952年，苏联专家指导教研室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与各项规章制度，教员们基本是全面向苏联专家学习。苏联专家给教员和研究生系统讲授课程，再由教员给全校本科生上课。政治经济学教员由于“边学边教”，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理论难度相对较高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因此一开始出现了“念讲义”等机械模仿的现象。从1952年开始，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苏联专家更加重视提升教员运用理论知识分析中国经济实际的能力。苏联专家指出：“讲课必须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每一讲中都要讲到中国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随时都应联系中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10］他们也是如此要求自己，例如，然明在译员的帮助下学习中文，能够借助字典阅读《毛泽东选集》等著作，撰写了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1952年5月28日，人大校代会认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内部组织比较严密，工作制度亦较健全，各种工作大都能按计划进行”［11］。副校长成仿吾在校代会上既肯定了苏联经验的普适性，又强调编写“中国化的讲义”是各教研室的工作方向。［1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情况及登记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172A。 

　　从1952年秋季开始，苏联专家为马列主义研究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分班授课，为全国高校培养政治经济学教员；然明为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研究生班讲授经济学说史课程，人大成为新中国最早开设经济学说史课程的高校。10月7日，教育部决定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等学院的二年级学生统一开设学时为一年的政治经济学课程［2］（p.13）。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研究生招生逐步正规化，学制有一年制、两年制和三年制，而后苏联专家建议发展为四年制研究生。［13］1954年以后，苏联专家给教员和研究生的讲授方法由系统讲授转为专题讲授、讲解经典著作和系统辅导，如苏联专家讲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论〉二、三卷的结构》等专题。［14］苏联专家还与教研室尝试结合中国情况调适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宋涛认为由于教师缺乏相关资料和知识基础，在苏联讲义后面加上中国经济特点的方法效果并不好。［15］教研室要求教员既要坚持知识系统的完整性，又要分析实际生活中的错误思想、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状况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6］至于按照中国学生水平调整教学大纲的计划则未能实施。1954年4月，副校长胡锡奎明确表示对于三门理论课程，“主要的不是考虑苏联的教学大纲是否适用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运用苏联的教学大纲”。（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通讯处编：《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报告汇编》，1954年，第21页。）然而，据高等教育部的两次调查显示，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学习难度大、任务重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17］人大教务部在1955年10月和11月召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等教研室负责人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制定了旨在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方案。［18］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人大政治经济学理论课被视为“教条主义”而遭到批评，同时，教研室与苏联专家的分歧日益显现。例如，斯巴诺夫斯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所得的定息不是剥削；教研室对此进行辩驳，然而双方各执己见，并未取得共识。［14］1956年5月22日，高等教育部决定在人大增设经济系，下设政治经济学专业，招收五年制本科生，由宋涛担任系主任，王磊、徐禾任副主任；设置政治经济学（副主任苏星、孔生）、经济学说史（副主任鲁有章）和各部门经济学三个教研室；原经济系改称计划统计系。［19］到1957年1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共有教员54人，其中副教授3人。［20］据教育部统计，1960年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达到1248人，1961年增至273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三十年全国教育统计资料（1949~1978）》，1979年，第82页。） 

　　以集体主义为运作逻辑的教学科研体制 

　　1949~1950学年，高校的教学体制主要是延续根据地高校的组织经验。在教学组织上，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先后于1949年8月10日和16日召开相关会议，决定文法学院增加政治经济学为必修课，并要求各高校把讲授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哲学等学科而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有研究兴趣的教授、讲师、助教组织起来，成立新哲学、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三个研究组。［21］在教学方法上，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由教员先做启发报告，然后由小组讨论，提出问题，再做解答；采用民主评卷（自报公议）的考核方式，“接受了华大、革大的经验，集体讨论，自学互助辅导，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22］ 

　　苏联专家指导人大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建立了以集体主义为运作逻辑的教学科研体制。这一体制主要由基本教学组织（教研室）与一体化的教学环节（讲授—课堂讨论—辅导—口试）构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集体主义是指“强调集体利益、集体力量和集体作用的思想观点”；与之对应的“个人主义”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中心的思想。［23］苏联专家认为，集体主义原则是教员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联系，“在资产阶级高等学校里没有教研室这样的组织，教员之间没有联系，有联系也只是个人之间或党派之间的联系”。［10］成仿吾则将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大学教学组织优越性的典型标志，认为教研室是一种有效地将教员组织起来的新式高等教育组织，能够产生“集体力”。［24］ 

　　第一，教研室教学备课制度体现集体主义原则。人大要求教员“除熟读讲义外，还要仔细研究马恩列斯及毛主席与本课程有关的著作，以及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然后写自己的讲稿”；继而展开集体备课，要求教员试讲，由小组讨论会集体评点“主讲教员讲稿的系统性、科学性、政治思想性是否好，内容是否适合对象，问题分析是否明确，联系实际的内容是否恰当，课堂讨论提纲的重点是否合适”；最后要求教员按照讨论的结果修改讲稿，送教研室审查批准，议而未决的问题请苏联专家解答。［25］对此，胡锡奎认为这种集体主义教学制度能够将个体创造与集体协作结合起来,是人大教学经验“最大的特点”。［26］同时，苏联专家重视和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教研室的集体协作也存在着效率低、形式主义等问题，因此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杨秀峰指出，虽然各高校建立了教研室，但是“不少教研组（室）没有真正发挥集体主义精神，还存在着‘集体单干’的现象；也有的满足于形式上的集体备课，并没有认真开展互相批评”。（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通讯处编：《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报告汇编》，第8页。）胡锡奎强调：“教研室组织的基本原则是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发挥集体力量，在教研室主任集中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通讯处编：《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报告汇编》，第27页。）因而，教学准备过程实际上也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促进教员吸收和讲授经过集体讨论的政治经济学讲稿。 

　　第二，在教学环节中体现集体主义原则。学校要求教员在讲授、课堂讨论等环节中必须坚持党性立场，把集体备课的知识系统传授给学生，实现教与学的一致。而学生在课堂上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公开对教员提出质疑，相关意见必须在课后以书面形式提出。教研室通过听课制度、检查制度等方式确保教员按照集体备课的讲稿进行讲授。此外，苏联专家强调：“我们讲课一定是反对资产阶级，一个讲师他必须揭露一些资产阶级特别是美英帝国给中国带来哪些反动理论”［10］。教研室也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要求结合理论论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同时要揭穿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虚伪性和批判地主阶级经济思想和落后的小农意识。［25］例如，课堂讨论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小组讨论的正式教学环节。教员根据课堂讲授的主题列出讨论问题和参考书目，并制定教学计划，学生根据教学计划准备发言提纲。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学生围绕特定主题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进行表述，教员既要肯定学生发言中正确的部分，补充学生不完整的发言，又要“批判同学错误的意见”，还应“注意启发不爱发言的同学发言”［4］。最后，由教员对课堂讨论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做出结论。徐禾指出，课堂讨论“对于学生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的确立和巩固，对于他们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27］。 

　　第三，注重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贯彻集体主义原则。苏联专家然明指出，科学研究不仅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经环节，而且“是以自己科学研究的总结和成就来推动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必须面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有计划地“选择综合性的问题，使每个教员的研究工作构成为这一综合性问题的一部分”。［28］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创建初期，教员由于理论基础薄弱和教学任务重，常常难以按时完成科研计划，因而苏联专家要求教员和研究生通过研读马列主义原著掌握基本理论知识。胡钧曾回忆，1950年9月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读研究生后，便跟随阿尔马佐夫研读原著，特别是“一章一章、一页一页、一句一句地‘抠’”《资本论》。［29］在这种状况下，教研室多是指定题目和人员，如《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的研究方法》（阿尔马佐夫）、《论中国合作经济的发展》（侯大乾）等；也有一些论文题目太大，内容空泛，受到教研室的批评。［30］从1953年初开始，随着教员理论水平的提高，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着手改变以往“摊派题目、赶任务、搞突击”的状况，要求在系统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推进科学研究，确立“由近及远、由此及彼”的选题原则，先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再延伸到古代封建经济等；先研究中国经济，再拓展到国外经济。［31］截止到1957年1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科学研究水平明显提升，选题涉及资本主义的地租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中国土地改革、初级合作社等问题。［20］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当时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主要来自日本和苏联。李达、王亚南、王学文等人都曾留学日本，日本的河上肇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沈志远、季陶达等人曾留学苏联，苏联列昂节夫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中国传播较广。此外，樊弘、饶毓苏等人曾留学英、美等国，一些英、美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有中译本。（如〔日〕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昆仑书店1930年版；〔苏〕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解放社1949年版；〔苏〕科兹洛夫编、曹葆华等译：《政治经济学教程大纲》，解放社1950年版；〔英〕约翰·伊顿等著、关梦觉译：《政治经济学教程》，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版；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李达、王亚南等学者逐步确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中国经济状况的治学方向，形成了一批重要著作（如李达：《经济学大纲》，北平法商学院1935年印；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薛暮桥：《政治经济学》，新华书店1949年版；王思华：《政治经济学教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50年版；王学文：《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新华书店1950年版；等等。）。1949年11月4日，经济学家王学文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政治经济学教学座谈会上指出，要研究新中国的五种经济形态和经济发展政策，“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理论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1］因此，各高校1949~1950学年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虽然参照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融进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参见《政治经济学讲授提纲》，《光明日报丛刊》第二辑，1950年6月。） 

　　苏联政治经济学专家在人大构建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和经济学说史课程构成，前者是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科学认识；后者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论述“一切社会形态下的各阶级的学说产生、形成、发展、斗争和更替的历史过程”。［32］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专家增强了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社会主义部分，补充了经济学说史基础，吸收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新表述，确立了苏联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权威。 

　　第一，苏联专家编写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套讲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最为权威的论述当属《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该书于1954年8月在苏联出版，中译本由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亦被选定为中国高校教材。人大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翻译出版了苏联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初稿）》，并参与撰写了适用于中国高校的教学大纲。此外，《教学与研究》从1955年第10期开始连载的署名“计斋”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名词解释》亦是由徐禾带领人大几位政治经济学教员编写而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分册形式于1956年出版。［33］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先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也成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本依据。 

　　从上述教材讲义来看，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知识系统由“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核心内容，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三个部分，论述了国家作为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唯一主体，在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基础上能够科学地组织与指导国民经济的运行，推动一国率先建成社会主义乃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关于新中国经济制度的分析则出现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部分，论述了中国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具有示范作用。 

　　第二，经济学说史课程由然明撰写出全套讲义，共计32个专题，按照五种生产关系基本类型更替的顺序论述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说史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说史，主体部分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并特别阐发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然明在讲义中明确指出：“经济学说史的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阐述了构建经济学说史知识系统的党性原则，即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揭穿工人阶级的敌人、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34］这部讲义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出版，成为新中国高校经济学说史课程普遍采用的教材，拓宽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基础和历史视野。 

　　卡拉达耶夫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知识内容。卡拉达耶夫是莫斯科大学从事经济学说史教学与研究的教授，也是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司编写的《“经济学说史”教学大纲（初稿）》的主编。卡拉达耶夫从1955年12月底开始指导经济学说史的课程建设，着手编写符合中国情况的教学大纲和讲义，系统搜集了用以编写中国经济学说史讲义的材料，并指导教研室7位教员考取了副博士。卡拉达耶夫在教学过程中阐述了中国经济学说史的若干特点，他提出中国经济学说的产生比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要早，并且以解决国家经济问题为对象；应当从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时期开始论述，“在这以后应当划分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注重阐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科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发展。［32］（pp.383~405）然而，卡拉达耶夫于1956年暑期回苏联休假时因病未能如约回到人大。尽管人大为继续建设经济学说史课程而多次请求续聘原定聘期2年的卡拉达耶夫或聘请同样条件的专家，但均未能如愿。［35］ 

　　第三，苏联专家始终强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尝试将斯大林、毛泽东的最新论述以及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纳入到知识体系中去。1952年，阿尔马佐夫做了题为《论斯大林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对政治经济学的意义》的报告；然明等专家曾多次讲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3年9月，然明做了《如何把苏联共产党和部长会议公布的文件运用到教学中去》的报告，阐述如何将现实的经济理念和政策转化进入知识系统。［36］这也推动政治经济学教员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如苏星、徐禾等教员参与了当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基本经济法则问题的理论探讨。［37］ 

　　1949~1957年，苏联专家指导人大建立了仿照苏联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并有力推动了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师资的培养、以集体主义为运作逻辑的教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以及苏联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标志着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化过程的开启，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历史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集中苏联专家的力量建立了具有样板作用的人大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借以带动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二是崇尚集体主义，着力培育具有党性意识与计划工作作风的政治经济学教员，以集体主义的教学科研体制规范教师行为；三是重视系统的理论知识教育，强调研读经典原著，推动了现实经济政策与实践的理论化提升。苏联专家指导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及其知识体系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理论知识。虽然苏联专家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员都强调通过联系中国实际克服一些苏联经验“水土不服”的问题，但由于当时苏联经验的权威性，这种调适并未取得预期效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体系仍然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主体，且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老解放区高校注重互动式教学、理论“少而精”等革命教育经验。总体来看，苏联专家指导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课程开启了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化的进程，这也启示我们，当今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应当认真清理这些遗产，既要在学科建制上结合革命教育传统与中国具体国情，又要在知识体系构建上注重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化提升，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 参 引 文 献 ］ 

　　［1］金凤：《政治经济学教学问题高教司昨召集座谈会　政治经济学教委会已组成》，《人民日报》1949年11月5日。 

　　［2］《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3］《1950~1951学年第1学期各教研室教员情况统计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12B。 

　　［4］《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总结（1950年9月~1951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28A。 

　　［5］《求是园名家自述》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6］《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80~381页。 

　　［7］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主编：《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棠棣出版社1951年版，第206页。 

　　［8］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83、496页。 

　　［9］《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度暂行规定（草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112A。 

　　［10］《苏联教研室的组织工作（1952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2C。 

　　［11］《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一年工作总结的决议（1952年5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63A。 

　　［12］《中国人民大学两年工作基本总结——成仿吾同志在校代会上的报告（195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Z11-XB-36。 

　　［13］《专家工作情况汇报（1955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6B。 

　　［14］《中国人民大学1950到1957年的苏联专家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172A。 

　　［15］《第五组政治理论教研室关于贯彻教学计划的座谈会记录（1954年2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部42C。 

　　［16］《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上学年教学基本情况（摘要）》，《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9期。 

　　［17］《高等教育部关于我校学生学习负担情况的两次调查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部77B。 

　　［18］《关于解决政治理论课程之间及与有关专业课之间课程内容重复问题的通知（1955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部55C。 

　　［19］《关于增设哲学系、经济系、历史系及其专业领导人的命令（1956年5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人事处131A。 

　　［20］《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工作总结（1957年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8B。 

　　［21］《华北高教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讨论改革大学课程　订定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为各大学必修课》，《人民日报》1949年8月12日；《改革文法学院课程　高教会昨开各院校联席会　决定必修马列主义理论》，《人民日报》1949年8月17日。 

　　［22］陈泓：《北京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7日。 

　　［23］高放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24］成仿吾：《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研室工作》，《人民教育》1951年第6期。 

　　［25］《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一年来工作总结（1951年9月~ 195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63A。 

　　［26］胡锡奎：《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学年工作的基本总结与第二学年的主要任务》，《人民大学周报》1951年10月7日。 

　　［27］徐禾：《怎样组织和领导政治经济学的课堂讨论》，《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5期。 

　　［28］〔苏〕然明：《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与方法》，《教学与研究》1954年第4期。 

　　［29］《求是园名家自述》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页。 

　　［30］《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1年第二学期工作总结（1951年6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B。 

　　［31］《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总结（1952年9月~ 1953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5B。 

　　［32］〔苏〕尼·康·卡拉达耶夫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译：《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01页。 

　　［33］卫兴华：《走进马克思经济学殿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第428页。 

　　［34］〔苏〕维·阿·然明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译校：《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35］《对经济学说史专家聘请的要求（1957年3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174A。　

　　［36］《苏联专家在校所作重要报告调查表（1954年3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校长办公室156A。　

　　［37］《教学检查工作总结（草稿）》，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部37C。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