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新披露的毛泽东、周恩来相关电报和批语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人们对宋庆龄应中共中央之邀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经过知之甚少。现已公布的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的函电，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所收录的《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使我们得以了解其基本过程。

　　一、1949年初中共中央即拟邀请宋庆龄经香港北上

　　1948年，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中共中央准备召开新政协会议，筹建新政府。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各民主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纷纷通电响应。随后，在中共地下党的精心组织下，这些民主人士开始分批北上进入解放区。

　　中共中央拟邀请宋庆龄由沪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月19日，中央致电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在审改电稿时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转引自《宋庆龄在上海（之一）（1946—1949）》，《人民日报》1990年1月29日。）

　　接到中央的这份电报后，方方、潘汉年、刘晓进行了认真研究。为顺利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决定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准备先接宋庆龄到香港，然后再护送她与何香凝一起北上。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华克之到达上海后，通过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转交了信件，“并取了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 （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5页。 )

　　毛泽东、周恩来在致宋庆龄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宋庆龄书信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

　　2月20日，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62页。 )

　　宋庆龄经慎重考虑决定留在上海，继续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工作，迎接解放。中共中央尊重她的意见。

　　二、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

　　上海解放后，宋庆龄北上的安全问题有了保障，此刻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在即，不仅中共中央期待宋庆龄与会，而且各民主党派人士也纷纷出面邀请。

　　例如：5月29日，李济深电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宋庆龄书信选集》（下），第188页。)

　　6月15日，历时5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筹建新政府的各项工作渐次展开。6月20日，李济深再次致电宋庆龄：“新政协正在积极筹备，近期可望召开，济深已提请先生为本届出席代表，咸表钦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编译《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页。 )

　　中国共产党人殷殷期待宋庆龄能够参加新中国政府的筹建工作，为此在上海解放后他们准备派邓颖超赴沪面陈中共中央的至诚邀请之意。6月19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的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第203页。 )

　　6月21日，周恩来在写给宋庆龄的信中说：“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往来书信选集》，第206页。 )

　　这期间，周恩来还从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曾与她讨论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当时宋庆龄告诉史良，香港方面曾送来毛泽东、周恩来给她的电报。史良力主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即使因体力不支不能每天到会，也应当参加开幕式。宋庆龄“为之动容”，请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商量决定。史良据此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页。)　

　　上述资料显示，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为了达到“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而又“不能稍涉勉强”的目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及其真实想法。“邓亲往劝驾必成”一句表明，周恩来很可能是借史良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机会，先就中央拟委托邓颖超去上海邀请宋庆龄与会一事征询她的意见，在有了一定把握之后，邓颖超和廖梦醒才携带毛泽东、周恩来6月19日和21日的亲笔信前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