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闻总理击节声

　　口述者周巍峙  图/徐庆全

　　曾任延安鲁艺文工团副团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文委委员等。1949年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1996年后任中国文联主席。

　　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

　　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极为平易近人。因此，我与他的交往，就少了局限。

　　周恩来曾经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说过一句几乎相同的话。第一次是我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道跟周总理谈戏剧改革和民间职业剧团的问题。碰巧的是，三个姓周的人聚在一起，没有旁人在座。周恩来诙谐地说：我是老周，你是小周，周扬呢？就是大周吧。于是大周、小周和老周相视而笑。

　　第二次，这番话是对我儿子说的。那次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听钢琴演奏，我长子周七月也去了，周总理出钱让服务员给七月买冰淇淋吃，并对他说：“我认识你爸爸，本来我是老周，他是小周，现在看来你是小周，你爸爸只好是大周了。”

　　在我的心态中，对周总理也始终保持了亲切甚至亲近得就像“老周”、“小周”的称谓一样随意平常的关系。在我心里，周恩来就是这么一个亲切的师长，让人受益匪浅的朋友。

　　我给你讲讲在民族音乐如何借鉴西方音乐当中的一件事吧。1956年周总理认为，民族的东西一定要善加保护，不能轻易与别人融合，破坏民族特色。在音乐上，他不主张民歌独唱家学习西洋发声方法，学西洋唱法的也不要勉强他们民族化，搞得不中不西。当时确有轻视民族艺术的倾向，尤其在国画、民歌唱法等方面，有的则在吸收、融化当中搞得不够成熟，受到攻击，说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周总理强调民族艺术应受到重视和保护的基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1956年，我代表文化部与苏联舞蹈专家一起筹划建立北京舞蹈学校。有一次，在和平宾馆的一次会上，我向周总理汇报舞蹈学校的教育方针和教学方案时，提到一个“全面培养”的问题。周总理听了很生气，说，什么“全面培养”、“全面发展”？就是把民族的东西挤了、搅乱了、洋化了。他激动得拍了桌子。当时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座，赶快为我打圆场，说那是苏联专家的意思。钱俊瑞说得没有错，当时主要是由于苏联专家不了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以及和欧洲芭蕾舞、民间舞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要所有学生把芭蕾舞、外国民间舞和中国古典舞、民间舞先共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科学习，各有所专。事实上，我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我主张根据学生考试情况及个人志愿，分到民族舞和芭蕾舞两个系。具体方案正在商定。我把这些情况也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他听了后，气也消了。

　　当时，周总理提出“中西并存，民族为主，各自发展，先分后合”的十六字方针，我当然遵照执行，以此作为组织上保证民族艺术独立发展的必要措施。作为一种措施，我是同意的，可是，在具体问题上，这样做也有“一刀切”的倾向。因此，事后我也仍然很坦白地对周总理说，有的作曲家用西洋的合唱形式唱了中国古诗《阳关三叠》，结合得很好，也很动人，已经“合”了。我虽然没有说“一刀切”之类的话，但是意思是明白的。

　　很多人都担心我会挨批评，但是我知道，周总理绝不会因为艺术思想上的争论，而影响工作，更不会因为有分歧意见而牵涉到对人的看法。所以，我还是提出来了。周总理没有表示意见。但此后，在一次在政协礼堂举行鲁迅纪念会时，歌剧演唱家张权在台上唱了民歌，周总理在观众席中笑着说：“这是周巍峙派！”

　　到1963年，随着许多新手法的尝试，文艺舞台上出现了不少经过提高的民族化的音乐佳作；中西艺术技巧适当吸收、融化，又有了一些较成熟或成功的经验。这时，周总理的观点有些改变了，他看到，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之外，的确还有第三种样式。1963年10月，有一次，他在西花厅同齐燕铭、张致祥和我一起谈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时，他幽默地对我说：“我是国务院总理，是国家的总理，管的工作很杂。你是艺术局局长，工作也是包罗万象，是艺术总理，也姓周。现在我这个总理也成了‘周巍峙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