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知得失
马国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吴冠中老有一句话，我以为很经典：“我爱我国的传统，但不愿当一味保管传统的孝子;我爱西方现代的审美意识，但也不愿当盲目崇拜的浪子……我永远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回到东方是归来，再到西方又像是归去……”他是在讲中国绘画如何走向世界时说的这番话，但我以为对一切当下要走向世界的艺术创作或创意都有参考价值，包括时下十分热门的建筑创作。
陈丹青(著名画家):
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上世纪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咸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他是批评对美术馆事业的投入太寒酸了。
我曾当场听他一回说话，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位考生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过，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呀？”他叫道：“最高六十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的耿介而强硬，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的，委实少见。
叶廷芳:
对艺术的迷狂也锤炼了吴先生的风骨。1950年，他怀着对乡土的一片感情，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毅然离开巴黎回到祖国。想不到他学会的现代艺术的理念，遇到的却是独尊现实主义的强大壁垒！海归派们和“土著”现代派们为了不失去绘画的机会，大多数都“归顺”了，唯独吴先生痴心不改，于是成了“形式主义堡垒”，被批判，被歧视，直至被调离名牌学校的教学岗位！他委屈，但他决不放弃，却也不对抗。他忠于真理，接受别人的批判中可能包含的积极的东西，比如“走民族化道路”。他在不放弃现代理念的前提下，真诚地“在祖先的根基上”掌握并探索本土艺术，结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现代性与民族性水乳交融，创造出一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风格，令世界瞩目。
大时代与艺术家的赤子之心
郑欣淼:
吴冠中先生的艺术之道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伟大的传世之作，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造诣、艺术功力，而且必须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要有支撑自己前进的精神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作者才能拒绝庸俗，摒弃浮躁，在滚滚红尘中坚守艺术的良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
叶廷芳:
进入老境的吴冠中先生仍然十分关心民族艺术的整体提高，在绘画和散文写作之余，常常发表凝结着他毕生艺术体验和思考的美学卓见，振聋发聩。它们引起争论，更发人深思，帮助许多人开启了新的思路，破除旧观念，使不少人从疑忌他最后变成感谢他。
赵冰(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革故鼎新”到“化古出新”。1919年经1949年至1979年是中华全球化的现代时期，“革故鼎新”是主流。1979年经2009年至2039年将是中华全球化的当代时期，我称为“化古出新”时期。
正是在中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中，我们才能更透彻理解艺术界的“吴冠中现象”，吴冠中的艺术人生跨越了中国现当代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是研究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的难得的案例。总体来讲吴先生艺术的底子是欧美系的，先是林风眠的影响，再是法国留学的影响。“文革”对他是压抑的时代，改革开放后则是他解放的时代——他的创作和话语成为他走出压抑获得解放的标记，因而也一次次成为这个时代艺术争议的话题。
伟大的作品是唤醒活生生的殊相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的文本。这些深层体验发生在时代记忆的深处,发生在预示的灵光闪现之处。作者的境界通过意境生成为艺术文本,读者通过艺术文本的意境体会到作者的境界。境界可以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到天地境界(冯友兰的四境界)。
邹文（清华大学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协雕塑艺委会秘书长）：
我们处在盛世时代：较少战乱而呈升平景象；较少社会冲突而人心思安；较少折腾而处处体现出进步。这种五千年以来少有的平稳和快速，赐予每一个与此并行的个体生命时段以幸运。但惟有艺术家们有其不幸——职业创新者肩负着激活想象力、开启新思想的责任，需要比这快速的时代更快。所以艺术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比一般人更容易浮躁。
一个持续和平的时代，也是文人当道的时代。他们容易成为社会主角被关注，因而也容易身陷名利场，追名逐利，浮躁而不自知，浪得虚名，安于浮躁；抱残守缺，无愧平庸。事实上，大激荡、大苦难、大灾变、大革命的时代，反而会刺激文艺朝向本质的真实和思想的深刻，才会有效地自动滤除伪饰、浅薄和浮躁，才会杰作涌现、大师辈出。
如果艺术家们都能像吴冠中一样，在这快速发展、滋养浮躁的时代，还敢于创新勤于创新；自己一人能创造比一般中型国企还多的财富却真正把金钱看得很轻很淡；歌舞升平却思念鲁迅；享誉全球却不慕荣华，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投入艺术，我们就不想再表达某种忧患和盛世危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