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管闲事”的校对员

　　早在东瀛两载，文洁若的日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她的父亲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她的文字翻译。父亲常带她去书店门市部，引导她看书，并鼓励她将读的日文书翻译成中文。有一次，父亲给她买了八十八卷本的《小学生全集》，并教育她说：“要是你刻苦用功，搞翻译，以后在书上印上自己的名字，该有多好。”父亲还说，“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的著作。”这些话都深深地影响了文洁若。

　　从日本回到北平时，文洁若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父亲便要求她将日文版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整套书十本，其中英美法各两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各一本。文洁若用四年的时间，译出了一百万字的书稿。也就是在那时候，文洁若对于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清晰的愿望：当一名翻译家。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文洁若一如既往地“死心眼”看书。她的同学中有部分是积极参与运动的，她知道，但自己很少投入。她的同学宗璞回忆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文洁若几乎都在图书馆里，好像那儿才是她的家。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她是在图书馆迎接新中国成立的。

　　文洁若律己甚严，给自己规定的标准是，87分以上才算合格。她保留了一份清华期间的成绩单：大一：英文89，英国文学史93；大二：散文及写作91，法文89，英语语音学89；大三：英文散文及写作98，小说选读88，戏剧选读88，圣经87，希腊神话91；大四：欧美文学名著选读93，德文90，毕业论文90。就是这样的学习基础，为文洁若之后的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学期间，作为练笔，文洁若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又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中文。可惜这批译稿都在文革的“红八月”中毁于一旦。

　　到了出版社之后，翻译成了文洁若的分内工作。不过她最初的身份，连编辑都不算，只是一个文字校对员，负责改正排字工人排错的字。文洁若却总是忍不住“技痒”。给焦菊隐看从英文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校样时，她就“多此一举”地从资料室借来英译本，指出漏译、错译处，为此加班加点、无酬有劳，却无怨无悔。

　　因为总是“管得太宽”，到三联分出人马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以文洁若为首的几个好管闲事的大学生便被单独出来，成立了一个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整理科”。这样一来，文洁若虽然无权在译稿上直接改动，却乐于在稿子周围贴上密密麻麻的小条，写满了修改意见。经过文洁若之手的译稿，总是像老头子一样满脸胡须。她参与编辑的译稿包括周作人译的《古事记》、《枕草子》、《狂言选》、《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平家物语》（未完成），钱稻孙译的《近松门左卫门作品选》、《井原西鹤作品选》，丰子恺译的《源氏物语》等。

　　除了“整理译稿”，文洁若也亲自操刀翻译。1954年跟萧乾结婚后的三年里，她每年完成近200万字的编辑任务，还利用业余时间从日文翻译了《活下去》、《日本劳动者》，从英文转译了苏联的《沙漠》、《她的生活是怎样开始的》、《布雪和她的妹妹们》等。后来又翻译了西奥多·德莱塞近五十万字的《黎明》，由萧乾校订完毕。可惜这部译稿毁于文革，两位老人也没有精力重译了。

　　文洁若这段时期的翻译还不够娴熟，却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产期。而且，她的翻译风格那时已经开始凸现，就是精准。同行称她的翻译准确、严谨，“一个零件也不丢”。文洁若自己也说，她的文字一般，在和萧乾的翻译合作中，她只负责“信”，萧乾管“达”和“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