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的“笔杆子”

　　1955年1月，张闻天奉调回国，2月1日，正式到外交部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主持外交部部务。

　　到外交部后，张闻天不改一贯的工作作风，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工作环境和工作伙伴都相对陌生，张闻天此时急需一个他熟悉的助手来协助他尽快完成外交部工作的“启动工程”，于是跟随他从东北到驻苏使馆，并参与了驻苏使馆“启动”的何方成了不二人选。同年3月初，何方被急电召回了外交部，紧接着投入到外交部的“启动工程”中。

　　何方在外交部被任命为外交部研究室专员，有了在驻苏使馆的一些经验，何方在进入外交部研究室后，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研究工作。那时，他每天都要看很多文件、电报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凡送张闻天的材料，或送经张闻天审批上呈、会签以及发表的文件，张闻天都让何方先看一遍，把“头道关”，渐渐地，有些文件和电报何方自己就可以处理，不需要上报张闻天，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那段时间，张闻天针对各式各样的问题，身体力行展开调研，发现问题后，再讨论制定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或改进。他做调查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具个人特色的就是散步。何方说，张闻天喜欢散步，也善于利用散步的机会，调查了解些情况。例如，他曾经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同志去中山公园散步，在闲谈中就了解到了研究所的干部结构和工作情况，以及对某个问题有些什么看法等等。通过调研，张闻天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研究题目，再经过讨论研究出相关措施，并落实到实处。在他的带领下，外交部的集体领导得到加强，工作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业务水平也大大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有了驻外使馆的工作经验，张闻天到外交部后，专门起草了《关于驻亚洲各使馆研究调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提出“要深刻认识调查研究工作是使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业务之一”，要求使馆必须经常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研究驻在国的动态，特别注意研究驻在国同我国的关系和改进双方关系的可能性，及时向国内反映情况和提供建议，发挥国家耳目的作用。并对各使馆调查研究的范围作了划分。

　  何方跟随张闻天搞调研，根据调研情况起草报告、文件、讲话稿，是当时外交部名副其实的“笔杆子”。何方说，从驻苏使馆到外交部的这五年间，算得上他这辈子写字最多的五年，也是受到张闻天影响最大的五年。张闻天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分秒必争，跟他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偷懒，只能搭着他的“特别快车”跟着跑，在张闻天身边工作，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工作以外的很多东西。在何方心中，张闻天不光是上级，也是一位严师。

　　庐山会议之后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张闻天的人生轨迹。

　　会上，彭德怀的一封信引发了庐山会议议题由纠正“左”的错误转向了反右。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得知这一消息的何方大为错愕，充满担忧。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晚上何方便到住所看望。散步时，何方表达了自己的惋惜和担忧，张闻天还平静地安抚何方，并联系哲学上偶然与必然的关系，说“上山”是偶然，而“发言”是必然，共产党人要讲真话。话语里仍满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信任、忠诚和责任感。

　　然而事情的严重性大大超出了何方的预料，揭发批斗张闻天的暴风雪才刚刚来临，全国外事系统开会，集中火力，批判斗争张闻天，主题不局限于庐山会议上的是非。由于长期跟随张闻天工作，各方都要求何方站出来，同“反党”的张闻天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面对异常严峻的形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何方被迫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在“揭批”过程中，何方给自己定了三条底线: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知晓的事情，坚决不说。

1975年张闻天被安置在江苏无锡，化名张普(意思即普通人)，1976年含冤病逝。

　　参与“揭批”张闻天一事成了何方的心结，至今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对张闻天深感内疚，他说，遗憾的是没能有机会向张闻天赎罪补过。

　　1999年，离休后的何方告别从事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转行学习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