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上，罗瑞卿坚持：“准备战争，作为军队来说，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准备。”林彪则认为：“我军的战争准备，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准备，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准备。”

　　1964年8月，美国借口军舰在北部湾遇袭，派军机轰炸越南北方，是为“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扩大化，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战场，战火烧向了中国的南大门。这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军方的代表人物国防部长林彪、总参谋长罗瑞卿……

　　（一）罗瑞卿：“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

　　对于美国在越南大打出手，总参谋长罗瑞卿主张认真备战，抓紧军事训练。

　　1964年，罗瑞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领导总参谋部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史称“大比武”。当年1～10月，罗瑞卿不辞辛劳，不畏寒暑，先后十多次到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罗瑞卿还多次陪同周总理和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军委首长观看军事表演。1964年的6月15、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汇报表演。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这次军事大检阅，极大地振奋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我军的盛举，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1965年5月，在美国对越南大打出手10个月之际，罗瑞卿在一篇文章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态度：“战争一旦打起来，有准备和没有准备是大不一样的……战争准备的立足点，又必须放在可能出现最困难最严重情况的基础上。既要准备帝国主义小打，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中打和大打。既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常规武器，也要准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同年9月，他又一次重申：“千条万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准备打仗。”

　　（二）林彪：“我们过去打仗是靠政治打胜的，十年内战是这样，抗日战争是这样，解放战争和赴朝抗美作战也是这样，今后也还是要靠政治打胜仗。”

　　对于美国在越南大打出手，林彪同样主张认真备战，但重点却有不同，他不是抓军事，而是抓政治。

　　1964年11月，“北部湾事件”爆发后3个月，林彪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发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要“突出政治”，并将其作为军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在战争准备这个问题上，林彪和罗瑞卿大异其趣，这一时期他片面地强调：“我军的战争准备，首要的是政治思想的准备，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准备。我们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因素，是人民的因素，部队中政治工作的因素，党的领导的因素，是民心军心的因素，这是战争中打败敌人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无论如何，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有研究者指出，“越南战争扩大化后，林继续了他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的特色，即‘突出政治’……”

　　还在1960年9～10月，林彪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在他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1964年5月，林彪又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毛泽东语录，补充编纂成《毛主席语录》一书，在全军发行。

　　二

　　在战略指导上，林彪撰文强调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罗瑞卿则在讲话中说，“今天报纸上发表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又给我们提供了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理论的一个好教材。在这方面，我就不再多讲了”。

　　（一）对“大办民兵师”的理解不同

　　在20世纪60年代，全军都有一个共识：“要不要实行人民战争，敢不敢实行人民战争，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分水岭，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根据人民战争思想，中国军队不仅有自己的主力军，还有自己的地方军，并且大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实行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美国赤裸裸地发出原子战争恫吓。其后，毛泽东曾一再教导军队领导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大办民兵师”，是毛泽东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人民战争、应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思考。

　　对于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指示，罗瑞卿是坚决贯彻的。1959年11月，他写信给中央军委，较系统地指出：“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同志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民兵的教育训练方针，应贯彻军事、政治并重。”

　　越南战争扩大化后，把握了毛泽东对“大办民兵师”的期望心理，林彪大讲特讲：“民兵工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战争上的具体运用。把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大办民兵师结合起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国防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重大发展……如果没有民兵，我们的主力军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像一个独臂将军，就不可能打真正的人民战争。民兵又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不要民兵，实际上也是削弱还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上述对“大办民兵师”的不同阐述，反映了罗瑞卿、林彪对人民战争之人民性的不同理解。

　　与民兵建设问题相联系，罗瑞卿、林彪还在地方武装建设问题上存在分歧。关于地方武装建设，罗瑞卿当然没有异议，在越南战争扩大化后更是执行不悖。罗瑞卿的考虑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中人的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武器装备的地位越来越高，实现人和武器的完美结合，必须要减员增效。

　　已经以“紧跟毛主席”自命的林彪，习惯于老生常谈：“地方武装就是坚持地区对敌斗争的骨干，带领广大民兵有力地配合主力军作战，并不断扩编、升级，壮大主力军。主力军有了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的配合作战，就可以腾出手来，形成强有力的‘拳头’，寻找和创造有利战机，随时机动和集中打歼灭战。”

　　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兵建设、地方武装建设上，罗瑞卿、林彪争论的只是重视的“度”而已，而非要不要民兵、地方武装的问题。

　　（二）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罗瑞卿和林彪亦存在不同的理解

　　毛泽东军事思想一贯认为，战斗力的发挥，有赖于人和武器的结合；战争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不过，面对美国、苏联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罗瑞卿始终认为，在坚持人民战争的前提下，必须加速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重视技术兵种的作用。1964年8月，在抓“大比武”期间，他专门观看了装甲兵、工程兵、炮兵的尖子分队和技术能手的比武汇报表演。

　　“北部湾事件”一爆发，罗瑞卿就建议着重抓航空工业，选择空军装备作为突破口。1964年9月20日，为防止美国的核讹诈，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关于首次核试验时间的请示报告》，提出“以今年10月份试验为最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即向参加试验的科研人员和部队发贺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以竟全功”。由于对现代武器装备巨大威力有深刻认识，对祖国的军事科技实力不断进步充满信心，罗瑞卿曾热情洋溢地说过：有了新的技术装备，就可以“把任何侵犯的敌军消灭在海洋、在天空、在敌人发起进攻的基地上”。

　　林彪认为，罗瑞卿的观点有违自己提出的“四个第一”的“人的因素第一”，且知道毛泽东最反对“唯武器论”，就不作分析地强调：“不管现代武器和技术装备怎么发展，不管现代战争的打法怎么复杂，战争的最后胜负，归根到底，还是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决定于战场上的近距离搏斗，决定于人的觉悟、勇敢和牺牲精神。”

　　罗瑞卿、林彪在人和武器重要性上的分歧，反映他们对二者关系的不同解读。

　　三

　　在积极防御问题上，是“诱敌深入”还是“要把敌人顶住”？罗瑞卿认为，“现在条件不同了”，“要把敌人顶住”，“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林彪坚持说：“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

　　毛泽东说过：“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积极防御，是建立在彻底消灭敌人的基础上的，它的核心就是打歼灭战。

　　对于积极防御、尽可能打歼灭战，罗瑞卿自然赞同，但对于“诱敌深入”则表示不愿苟同，他曾反复强调：由于原子武器运用于战争，远程武器大量出现，“现在条件不同了”，“诱敌深入”极可能是诱敌人的火力深入，导致我们人地皆失。另外，“诱敌深入”可能正中某些敌人下怀，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借口，还可能诬我“诱敌深入”。因此，“要把敌人顶住”，随便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会伤害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感情，应该尽可能采取“堵水的办法”，“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

　　今天看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尽可能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要把敌人顶住”而不随便“诱敌深入”，是人民军队的根本职责所系。况且，“要把敌人顶住”和消极防御也不能简单画等号，所以罗瑞卿的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

　　一旦和美国在越南打起来，如何实施积极防御，并力求打歼灭战，林彪认为：“为了歼灭敌人，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地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把敌人放进来打。只有把敌人放进来，人民才能用各种各样的行动参加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那种害怕丢掉地方，害怕打烂坛坛罐罐，而分兵把口、处处抵御的办法，既不能消灭敌人，也不能守住城市和地方，这种办法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对于罗瑞卿强调的“现在条件不同了”，林彪反问：什么条件不同了？无非是帝国主义有原子弹、核武器。这有什么了不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不管技术装备发生什么变化，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不会改变。

　　罗瑞卿善意提醒林彪：“敌人进来就不好办了”。林彪勃然大怒：这是公开散布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滥调。

　　四

　　面对种种争论，林彪没有采取交流、沟通的方式，而是采取了政治上打击的手段。

　　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妻子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从叶群几天后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可以了解，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里所指的，就是罗瑞卿。

　　12月8～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2月11日，罗瑞卿被突然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的机会。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但是，毛泽东对林彪的观点也是有保留的。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战略防御方针时，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的防御战略，他在考虑失去苏联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在谈话中，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因此，他得出结论：敌人到处可来，应处处备战，提高警惕，根据敌来势，以决定主攻、主防方向。在这里，毛泽东又实际上部分赞同了罗瑞卿的看法。

　　罗瑞卿挨批，使林彪的战略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对人民军队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在“突出政治”的口号下，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发展严重滞后，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摘自《党史博采》2014年第10期，原文约8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