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提出赶超战略

　　任何一个运动或事件的发生都有其依据，赶超战略的选择，是当时社会多种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第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救国方案。“为解决器物不如人的问题，搞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解决制度不如人的问题，搞维新变法，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搞革命起义，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为解决观念不如人的问题，搞再造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尽管这些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历经挫折甚至失败，但其展现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鞭策着他们继续前进。作为从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熟悉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的毛泽东等人，是不能不受此感染和启发的。

　　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政治上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自由和解放。但在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不要说与同时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苏联无法相比，就是与国情相近的印度之间也有很大的差距。1954年6月，毛泽东曾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这无疑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压抑感、危机感和紧迫感。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的强烈驱使，使得毛泽东希望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步伐，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幸福生活。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示范效应。

　　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都有摆脱本国的落后社会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发展水平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他们必须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列宁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页。）斯大林更是把“在技术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发展目标定位于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历史任务。他说：“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末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时间消灭他的落后状况，并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特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联选择了赶超的社会发展战略。二战前夕，苏联成为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震撼世界的“工业化奇迹”，大大改变了苏联的社会面貌，也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二战结束后，一批新解放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局面。苏联继续在经济上快速推进，并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加快自身发展，出现了一番你追我赶的壮观景象。社会主义阵营中这种赶超浪潮，当然会影响毛泽东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步骤的选择。

　　第三，“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并认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可能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使毛泽东很兴奋。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也比预料中顺利许多；抗美援朝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鉴于此，毛泽东在1955年12月发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页。）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提前结束，“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使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加快，“本来的安排是用18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

　　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起步阶段“一穷二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又将“一穷二白”看作迅速赶超先进国家的有利条件。他说：“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在此基础上，他坚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我们党同这6亿人口结成了血肉联系，依靠这个伟大的力量，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做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应该说，赶超战略的提出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