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并没有专用轿车。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爱戴和敬仰，专程将两辆“福特”牌轿车送给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后来，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由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当然，由于当时延安仅有这两辆轿车，因此，偶尔也会被毛泽东或其他中央领导人紧急调用。

　　毛泽东拥有专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平时，他乘坐美式吉普车检阅部队的照片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马上批示有关部门，将当时苏联制造的最先进的“吉斯”牌高级轿车赠送给中国领导人。这是一辆黑色防弹“吉斯”，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经坐过，回国后，斯大林便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巡抵达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万寿路住所。而真正实现中国自己生产汽车，一直是萦绕毛泽东心中的愿想。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中国不能造汽车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刚刚从苦难的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们深深体会到，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强大的。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是中国人寻求了一个多世纪的梦想，也成为了这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的首要任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已开始考虑在旧社会的一片工业废墟上建立新中国自己的汽车工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重工业部，年底就开始酝酿建立汽车工业。

　　1949年，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过不久，56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中苏结盟，同时也是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外援。面对几近崩溃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2月的冬日，刚刚抵达莫斯科的毛泽东便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1950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华建设项目时，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设想纳入了苏联援华“156项工程”之中，大大加快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程。后来，中央政府将汽车制造厂的兴建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点项目。

　　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回到沈阳，在东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了他的访苏观感: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他们现在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

　　苏联的建设历史，引起了毛泽东浓厚的兴趣，他下决心要发展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

　　1950年3月初，重工业部下成立了汽车工业筹备组，着手筹建我国的汽车工业。1950年8月，重工业部被撤销，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接管汽车工业。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援建汽车项目，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苏方按3年建成安排工作，并希望中方集中力量使建厂进度与苏方计划一致。

　　1953年5月，一机部党组报告中共中央，详细说明苏方的建议和第一汽车制造厂筹备情况:“按我部现有力量，四年完成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但不按苏方三年进度进行，亦有若干需要考虑之处。”这里“需要考虑之处”是指进口设备积压和专家延聘等一系列问题。报告很快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机部副部长段君毅列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致支持3年建成汽车厂。6月9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我国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6月下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即将破土动工的喜讯。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欣然提笔，在一张8开的宣纸上，写下了11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而中央的指示也促成了举全国之力支援一汽建设的局面，大大加快了建厂进度。

　　1953年7月15日，长春市郊的一片荒芜土地上，镌刻着毛泽东题字的汉白玉基石，被6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徐徐地抬放在了基座上，第一汽车制造厂宣告诞生。经过不懈奋战，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一汽建设者按照中央的指示，以3年时间建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汽车厂，成为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就在这一年，毛泽东高兴地宣布:“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