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一、研究状况综述

　　四个时期及其特点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持续了近10年。1957年10月到1965年底，《人民日报》每年都有几十篇至上百篇新闻和文章涉及这次访问。1960年以前，国内报刊以正面报道毛泽东访苏成果为主，重点宣传“以苏为首”、中苏友好和中苏一致，认为《莫斯科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把莫斯科会议誉为继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的第三个转折点，提出“如何以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理论指导世界现代史的教学”。[①]1960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媒体从强调莫斯科会议的中苏一致转为揭露中苏分歧的由来。苏共二十大与莫斯科会议的关系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认为1957年兄弟党会议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点，提出要“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②]相反，苏联则坚持莫斯科会议批准了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认为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的实质，是反对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共处等政策。[③]

　　从1966年起，中国不再承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看来，《莫斯科宣言》作为这个组织的共同纲领失去了指导意义。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从此淡出中国报界，被人遗忘。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20多年来，有关这一事件的史料积累和研究著述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历史文献

　　20世纪50—60年代虽然公布了一些相关史料，但不全面，尤其缺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多次重要讲话以及他会见各国党领导人的资料。但这种情况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的出版有了根本改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收录了毛泽东在出访期间的六次讲话、一封感谢信和一则感谢电。

　　毛泽东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是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基础。这方面的档案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公开，但是相当多的会谈内容已通过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的研究者或回忆录作者的著作（如《毛泽东传》、《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毛泽东三见哥穆尔卡》[④]），与读者见面了。

　　2001年问世的《杨尚昆日记》亦属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1957年11月2~19日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访苏活动的准确日程。原南斯拉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也有日记问世，中译本书名是《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⑤]。作者记述了1957年“庆祝十月革命和莫斯科各国党的会议”。

　　2006年5月，外交部开放了1956—1960年该部收藏的解密档案，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文献约十几卷，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中外政府间十月革命庆典的安排。涉及莫斯科会议的文献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文献虽纯属苏共党内问题，但与毛泽东访苏有关，如《关于马卡莫反党集团事件》等。这批档案解密不久，尚有待利用。

　　俄罗斯现存苏联档案是研究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重要文献来源，但大量涉及中苏关系和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部分文献目前尚未翻译出版。[⑥]国内只有个别有条件的学者利用了这些档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披露方面，中国提供的史料大大多于苏联和其他国家。这一点可以从中外学者著作的引文中得到证实。

　　回忆录

　　1980年以来，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中外回忆录陆续问世，迄今已有几十部（篇）之多。伍修权以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的身份回顾了1957年1月中共向南共建议由两党发起世界各国党会议的情况。[⑦]在毛泽东所率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杨尚昆和刘晓留下了回忆录。[⑧]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用一章五节的篇幅来叙述莫斯科会议。[⑨]作者并没有随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这一章五节是他根据代表团发回国的电报和参加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讨论时所了解的情况写的，可能还参阅了没有公布的中央档案。

　　在回忆录作者队伍中有三名老一辈俄语专家。他们是李越然、阎明复和朱瑞真。翻译这个身份，使他们成为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人。[⑩]

　　《赫鲁晓夫回忆录》自70年代问世以来，不断有新版推出。国内最新一版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译自1999年的俄文版，被称作“全译本”。它提供了有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对话的更多信息。20多年来，国内还出版了其他外国人的回忆录。原南共代表团团长卡德尔回忆了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演讲结束后南共代表团与毛泽东举行两小时会晤的情况。[⑪]原苏联翻译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也提供了这次演讲的一些情况。[⑫]

　　丁明整理的《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一文[⑬]是研究者与亲历者之间以及中苏双方亲历者之间对话与合作的产物，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它记录了1997年10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中苏问题的情况。与会的亲历者有李越然、阎明复、杰留辛（《真理报》派驻新中国首位记者）和库里克（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他们在回顾中苏关系演变时谈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相关情况，并作为历史见证人交流了各自的亲身感受和历史反思。这些回忆录与上述历史文献构成了迄今为止研究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莫斯科会议的主要资源。

　　研究成果

　　尽管专门叙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学术专著尚未问世，但是许多研究国史、新中国外交史、人物传记、中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著作都把这次访苏列为重要章节。[⑭]有些著作虽然没有专门列出章节，但用重笔叙述了毛泽东访苏。[⑮]研究或叙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论文也有不少。[⑯]

　　1989—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或50周年，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国史工具书。这类书通常以“事典”、“词典”、“大事记”、“要事录”冠名，其中列出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条目的有十来本。[⑰]

　　除学术著作之外，还有一些纪实文学谈到了1957年毛泽东访苏。[⑱]

　　二、争论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研究，一是积累了大量史料，为编撰国史提供了基础；二是理清了毛泽东访苏的前因后果和基本过程；三是再现了毛泽东等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学术界也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总体评价

　　吴冷西认为莫斯科会议总体上是成功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⑲]周文琪则认为莫斯科会议并没有真正消除分歧。宣言是妥协的产物，糅合了许多矛盾的观点，实际上是折中，完全可以各取所需。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摘取宣言的某些字句，攻击对方，指责对方没有遵守自己签了字的宣言。[⑳]孙其明认为不能完全否定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积极作用，它为各国共产党人讨论交流、表达不同观点提供了讲台，同时对加强团结也有好处。但是会议和宣言存在不少问题。他的结论是，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虽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所得不多，所失却十分明显。[21]

　　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到底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苏分歧，还是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国史工具书因其条目篇幅有限不可能展开表述，往往根据作者的主观意见下笔，形成了不是强调达成一致便是强调分歧的两种极端写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传》试图把两种意见统一起来，采取分开说的办法：先说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达到一致。再说这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22]

　　谁最早发起莫斯科会议

　　这个问题是沈志华提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支持他的论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绝对。现有史料至少可以证明中苏两党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包括中共建议中南两党共同发起会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要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细节做出明确回答，还有待于发掘更多史料。

　　莫斯科会议的目的

　　按一般观点，中苏两党倡议莫斯科会议是为了加强已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阵营的团结。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黄安余认为，莫斯科会议前夕，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23]从某种意义上说，召开莫斯科会议是为了抵制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并认为毛泽东11月18日的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

　　“以苏联为首”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

　　关于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同苏联争夺领导权的说法由来已久且流传甚广。当时，赫鲁晓夫和卡德尔便持这种观点。苏共认为，“以苏为首”是中共不顾苏共反对，坚持写入宣言的。而中共这么做时已认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因此“以苏为首”的含义是，苏共是一个有“缺陷”的首领，需要时应把它换掉，由中共取而代之。[24]